雖然我毫不懷疑生命的起源實在不是奇蹟，但我深信我們生活在特別善待生物的宇宙中。
保羅‧大衛斯（Paul Davies）
事物的基礎與其說是支撐它存在的底層，倒不如說是未來的吸引力。
伊利亞‧德利奧
本書探索的非傳統神學典範可說是演化的觀點，然而演化這層面並沒有被標記為第一個元素。反而退居第三位，排在神靈能量和形體分娩的創造後面。
讀者或許早已看出我的思路。沒有偉大神靈的充沛生命力，受造物無從而生。其次，沒有形體的創造，我們就無法描繪演化的出現和開展，可以說，它提供神靈能量流動以及呈現形象的「住所」。
唯有在這兩層面的運作下，我們才能分辨出演化的進行。它受到神靈的激發，成為分娩的重要特徵，開創並維繫一切的存在。耶穌會神學家羅傑‧海特替自己的演化綜合觀點摘要如下：「演化幾乎影響人類自我認知的所有階段。人們怎會想像創造主天主而沒想起現在科學提供我們對宇宙面貌的想像力呢？天主創造了我們的宇宙。想要瞭解它的意義，我們就必須留意天主的受造物。」他總結道，「所有致力理解人類的學科一直受到演化的動力而革新」（2019，233）。
概念清晰度
在開始前，我們需要注意演化這字的傳統用法，據說是受到了不起的查理斯‧達爾文（1809－1882）所啟發。[1] 演化描述變化對歷代生物種群遺傳特徵的影響。這種過程導致生物組織各個層面的多樣性，包括物種、各別有機體和像DNA和蛋白質等分子。現有生物的多樣性都是由物種的成形和滅絕所塑造。達爾文（約在 1859年）是首位以物競天擇提出演化的科學論述。選擇本身是建立在生物的自然多樣性上，有些生物比其它生物更加適應（因此才有適者生存的說法）。遺傳學家格雷戈爾‧門德爾（Gregor Mendel，1822－1884）又提出基因突變的附帶因素；儘管基因可以預測遺傳，基因改變可隨機發生，它們還是會受到環境影響，這一切通通有助於演化發展的新概念。
任教於維拉諾瓦（Villanova）大學的美國方濟各會神學家伊利亞‧德利奧修女，現在是廿一世紀德日進的洞見與科學和宇宙學有關的最佳代表。她這樣界定演化：
與其說演化是種機制，不如說是項公式、機會、自發性和深時並列的過程……演化不只是基因互換或環境壓力的生物機制。它更是意識的開展和發展，意識在趨同和複雜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意識展開「你擁抱我」，演化興起宗教。（2013， xvi， 98）
我所描述的演化旨趣不是任由我們取捨的文化現象。它也不是可由我們人類來控制的活動。實際上，我們正在演化，在巨大推力下，我們任由自己整合在宇宙和行星福祉內，否則我們就會與整個生命疏離。我並沒有暗示一切都已注定，咱們除了參與外別無選擇。我們的成熟是覺醒的鬧鐘，理會到我們是宇宙行星的生物，是共同演化中衍生的物種，在這過程中，唯有我們選擇與更大的現實結合時，各個實體，包括我們在內，才能成長和進步。
現在，甚至演化也都進入宗教的話語內，為了讓更多的讀者更容易理解它，我在第一章中略述相當簡單的定義，包括三項基本過程：成長、改變和複雜。成長是所有生命形式中必要的特徵。這種成長不只是發展而已，更包含與衰落、衰退和死亡相關的種種改變，不幸的是，未曾受過演化思潮影響的聖保祿，將它們描述為罪惡的後果。最後，複雜所描述意識、複雜和奧秘的更深層次在廿世紀的許多科學發現得到證實。
我還要介紹共同演化，這個術語更準確地描述我們這裡要探討的演化過程，而不只是演化本身而已。1964年，保羅‧埃利希和彼得‧雷文（Paul R. Ehrlich and Peter
H. Raven）發現共同演化（co-evolution）出現在兩個或更多的物種，彼此相互影響成長和發展。在彼此施加的選擇壓力下，兩個或多個物種同時演化。我以這種更廣泛、更複雜的作用來強調所有演化過程中的先天合作傾向。沒有甚麼能夠孤立地演化；萬物都需要彼此。
本章稍後，我會強調共同演化的悖論特性。它從來就不是藉由重複過去的成功模式（適者生存）邁向更複雜。在共同演化過程中，從混亂和瓦解中浮現出新生命和可能是相當常見的，理智無法理解這種過程的內涵，僅能在心靈參照下直覺到它的內在和重要意義。
不同於許多新達爾文主義者所採用的真正機械主張，今日，共同演化的過程需要多元學科的視野來解開並理解它的影響，其中的神學和心靈（如本文的探討）是蠻重要的。在廿世紀中葉，德日進問道，「演化是項理論、系統或是假設呢？」他回覆寫道，「還不只於此，它是所有理論，所有假設，所有系統必須遵照的普遍條件，如果它們想要可以想像和準確的話就得滿足它。演化是盞照亮所有真相的明燈，是條所有線條都必須遵循的弧線軌跡」（1955，219）。
新視野
德日進所指的弧線軌跡有如時空的彎曲特性，邀請古典科學和先前的神學雙雙進入新的觀察和理解方式。這些新觀念打亂了教條真理藉以茁壯生長以及父權賴以征服的悠久的確定性。這些宣稱擁護永恆真理的頑強骨董，不再像過去那樣牢靠了；事實上，它們大多搖搖欲墜不太可能承受後現代的風暴。
實體的魔咒
根據卡特‧菲普斯（Carter Phipps）的說法，「我們一直受到實體的魔咒，固定的謬論，不動的錯覺，停滯的幻想所吸引……我們不再是深陷在既定的宇宙中一成不變的受害者，我們發現自己被釋在巨大、開放式的過程中，這是可塑、多變、處於不確定性和偶發的過程，或許以微不足道的方式回應我們的抉擇和行動」（2012，28，30）。
我們長期以為神衹是不動之動者，但它在這個新興的世界觀中已經失去了地位。在我們大眾資訊的時代，神祇從不改變的信念正迅速和不可逆地衰弱，數百萬人不再相信從上傳遞下來的智慧，而是順應日常生活移動和流動。有些人因而放棄了宗教，然而由於神靈的造物界無法長期忍受沒有心靈價值，往往流離失所，而不是遺棄。我們以追求權力、沉迷消費主義和逃避現實的享樂主義等偶像作為補償。
宗教太快譴責魯莽的後現代拋棄牢靠的過去，但在分辨轉變特性或追求他法上卻又十分薄弱。即便主流宗教正在衰落，除了基督教五旬節主義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明顯例外，今日百萬心靈追尋者正興起無法定形的心靈覺醒。不動之動者苟延殘喘，但變幻莫測的神靈再次對整個創造混沌呼氣（參創一），為科學和神學重新創造新的可能性。
方向感
世界各大宗教向來以週期或線性看待方向。偉大的東方宗教，特別是印度教、佛教和錫克教是以輪迴看待生命直到達到終極完美的涅磐狀態。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一神宗教則假設原始的創造和未來的大結局，一切萬物終將在天主生命獲得圓滿。基督徒的大半歷史，將萬事萬物的終結（世界末日）視為災難，往往與末世預言有關。整個廿世紀，注意力轉向盼望得以實現的末世論，意味著天主會是一切，物質的受造物以某種徹底改造的方式持續存在。
先前指出，科學提供今日神學前所未有的資訊。科學超越傳統宗教的認知，經常揭開更深層次的奧秘和真理。提到演化時，教會長期以來就反對新達爾文主義者，他們以為演化是隨機力量，無法預測方向。它就像一場盲目的鬥智，強者勝弱者敗。著名的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 Gould）贊同這觀點，但在他臨終時承認，儘管他無法接受演化有目標的說法，他會接受它具有方向感的偏好。在此節骨眼，神學和科學進入相當豐富的對話，即便目前僅有少數神學家參與其中，如喬治城大學的傑出研究教授約翰‧豪特（John F. Haught）。
對豪特來說，未來的誘惑比其他任何事物更能說明演化的旨趣。據我所知，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應該是首位清楚地表達這種演化認知的哲學家。在約翰‧豪特的幾部著作中（2010；2015），它受到更延展和詳盡地解釋。根據豪特，「從神學來看，演化意味著創造持續發生，天主創造和拯救世界不是顧後（retro），從過去向前推，而是瞻前（ab ante），從前面召喚去」（2015，52）。在神學上，我認為未來誘惑的主要魅力是聖神的果實和智慧。[2]
對現代演化的複雜門檻來說，士林哲學所青睞的理性線性方法太過簡陋。在量子物理學的糾纏時空中，過去、現在和未來緊密交織在一起。當下即是永恆，我們不僅從過去記取教訓，也從未來預知結果。
由意識驅動
早在1931年，著名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就觀察到意識是萬物的根本，從而衍生出物質。在此背景下，意識有如驅使能量的資訊（參見Currivan，2017，220）。它分布在漫長歷史發展中的各個層面和階段，不只是人類的天賦智能，更是造物界賦予力量的特質。因此，活力不再只保留給人類，人類的活力也無法優於其它的形式。反倒是，我們理會到構成我們軀體成為地球人的一切，包括我們意識思維的能力，通通來自地球，從更大的宇宙生命網絡汲取能量，正如英國科學家湯姆‧奧利弗（Tom Oliver，2020）所闡述的，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有機體。
然而，造物界宇宙從何處獲得這項資源呢？我們再次被要求超越傳統的學術區分，並違反我們傳統認知最基本的理性思維。我們挺進較高層次的討論，追尋更深層次的整合。按神學的說法（如本書第六章所述），是聖神活化所有的存有（參考Boff，2015；Haughey，2015）。對於長期處在神聖與世俗的二元對立中的基督宗教來說，這種先天的神聖提出一系列的新挑戰，特別與當今受到生態威脅的地球有關。
這種包羅萬象的活力沿著演化的軌跡開展，超越簡單的因果關係，具有開放和無法預測的方向感，總是演變得更形複雜（進一步的闡述，請參閱Delio，2015和Stewart，2000）。父權至上和階級制度的文化（正如許多宗教教條義顯示的）逐漸被辨識出是以人為中心的投射，把我們從成長的子宮中分離，並加給我們逐漸被視為剝削和危險的高等地位來疏離人類。最終留下違反常情的人類學，嚴重地扭曲我們如何接受和理解信仰的許多要素，包括我們所認知的道成血肉。
充滿悖論
假設一個受到意識驅使(consciousness-driven)的造物界，或許受到注入神靈的創造能量所推動，我們不在否定，而是重塑新達爾文主義者對整個造物界天生偶然性的主張。其實，沒有這種不確定性就沒有創造力或自由的餘地。負面惡果的出現是無法避免的，然而它們在意識中更形複雜和連貫，悖論是它的核心。
第五章提到，造物界演化開展天生具有創造與毀滅相互作用的悖論，持續不斷出生－死亡－重生的週期節奏。各大宗教對這種悖論向來不予以理會，甚至將它視作需要天主救援干預的基本缺陷，特別是靠歷史上耶穌的死亡和復活。這種不朽的悖論是整個宇宙生命結構的核心。它包括那些令人費解，有時令人恐懼的面貌，如痛苦、痛苦、災難、地震、崩潰、衰退和死亡。這些不是需要消除的邪惡；它們是整個造物界所有成長、改變和複雜的基礎。[3]
信徒會問：天主是這樣創造世界的嗎？是否這位同樣的天主也創造我們造物界的悖論特性？宗教人士以為肯定的答覆勢必破壞信徒對神健、大能、形上神祇的所有信仰。對古典科學家而言，同時接受這種生命創造力，無論是天主或其它，也是毀滅的源泉和源泉，似乎太過矛盾。我們面對的比矛盾更大、更深的東西，那就是悖論。[4] 這種悖論是自由和創造力的基礎。沒有了悖論，我們就剩下完全的虛無主義。
這些反省的核心是死亡在整個宏偉計劃中所扮演的角色。各大宗教都認為死亡是需要克服和消除的邪惡。在共同演化的宇宙中，我們需要以更整合的方式看待死亡、衰退和衰落。善待死亡的需要是所有成長和發展的基本特徵。人類對死亡的譴責和我們對逃避死亡的成癮造成今日全世界眾多毫無意義的痛苦。
橫向思維
神學和順應而生的心靈大都以古典希臘形上學、理性思維和邏輯論證來定義和描述。它是線性、連續的過程，受到主導男性所青睞，他們藉著理性論述來控制和掌握。這種策略與演化開展格格不入，缺乏我們所需要的創造力、想像力和直覺去理解這個時代和所有其它時代的複雜性。如果我們要參與時代的新氣象，神學現在除了淵源士林哲學的傳統，還得擁抱多元學科的動力接觸廿一世紀的橫向意識和成熟的必要。
這種橫向發展其實是循環，而不是線性的。它不再以過去一切都是和諧和完整的黃金歲月為開始，結局也不再是一勞永逸的高峰。按這樣的理解，人性從來就不是白璧無瑕和純潔無罪。因此，從來就不曾因墮落而失去恩寵。如果人類沒有自由去使用自己的創造力，而且經常犯錯，那麼我們今日就不會成為這樣複雜、演化的生物。
許多神學難題此時冒出。按照人類學的說法（身為人的意義），我們認為人類是開放的，不斷演化的生物，不只是以我們所寄居的大腦贏得更高能力的生物，[5] 或注定在今生或下輩子要成為最終的「產品」。至於救贖論（救援和救贖），如果我們沒有基本的缺陷（受到原罪，等），我們就不需要天主的拯救。我們不只靠十字架的力量得救，更藉著天主賦予的力量，不斷地尋求改變我們人類作為、缺陷和種種一切。最後，基督論（相信耶穌為基督）本身需要以演化觀點來探討（正如我先前作品嘗試做的：O’Murchu，2008；2017）。如果耶穌對我們而言，是天主世上清晰可見的人性聖容，那麼我們自己顯露天主光榮的演化故事約有700萬年。
按演化的說法，我們在創造上和責任下，大部分時間都「循規蹈矩got
it right」，因此耶穌不是來拯救我們脫離任何事物。這種較為健康的結果正是因為我們與地球非常親密，與偉大神靈的天主恩寵更加契合。相反，歷史人物耶穌（對我們基督徒來說）是肯定、確認並祝賀我們身為演化生物的一切成就，同時體現我們持續演化的未來方向感。一個全新的基督論勢在必行。
合作
演化不只取決於適者生存，更取決於合作的成功凱旋。對約翰‧斯圖爾特（John Stewart）來說，合作是演化的箭頭：「共同操作者繼承地球，最後繼承宇宙」（2000，8）。然而，它必須是合作的，才能夠擁抱並整合自身的合法利益，如猶太教和基督教所宣稱的：愛天主！要做到這點，就必須愛鄰人，唯有我們學會愛我們自己時，這才有真正的可能（參考肋十九18，谷十二29－30）。真我的利己（Genuine self-interest）既不違背信仰天主，更不牴觸演化：它是兩者的先決條件。
我們的演化成長主要取決於我們參與生命過程中的程度。儘管生物學家經常聲稱演化只在個體層面上進行，透過與生俱來的自私和衝突行為，物理學家茱迪‧柯里萬卻指出「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改以更具包容性的多層次方法，承認群體合作和利他主義的演化效應」（2017，225）。
廿世紀許多科學發展展現合作不只是人類發展，更是演化過程中天賦創造驅使力的基礎。我舉四個例子來說明由強調競爭和戰鬥轉向合作和共同推動。[6]
我從俄羅斯物理化學家和諾貝爾獎獲得主伊利亞‧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1917－2003）開始，他被視作複雜性科學的創始人之一，1977年他因從事非平衡系統熱力學方面的研究，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他的《從混沌到有序：人類與自然的新對話》開創性著作展示幾世紀以來秩序和混亂這兩個重要主題很難在古典科學中同時並存，卻如何在新奇和意想不到的綜合中獲得調和（Prigogine and Stengers，1984）。除了熵的強橫之外，還有一種更深刻、更持久的秩序感。
其次，美國演化理論學家林恩‧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1938－2011）的共生（symbiogenesis）理解進一步提升這種潛在的有序和諧。[7] 根據馬古利斯，當代將演化視作個體和物種的長期血腥競爭是普遍地曲解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現在，它讓位給生命形式的持續合作、健康互動和相互依賴。生命不是靠戰鬥，而是靠網絡囊括全球（更多在Margulis and Sagan，1997）。
第三，我簡略地提過英國靈長類動物學家和人類學家簡‧古道爾（Jane Goodall ，生於1934年）的先驅實驗。古道爾是世界公認最重要的黑猩猩專家，因長期研究坦尚尼亞貢貝國家公園野生黑猩猩的社會和家庭互動而聞名於世。她廣泛而深入研究我們近親黑猩猩的行為和生活方式，揭示黑猩猩就像人類，會製造工具，擁有獨特的個性，甚至發動戰爭。儘管公然出現暴力和衝突，古道爾最扣人心弦的研究是我們靈長類祖先盛行廣泛的合作。
最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based）多元學科的韓裔研究人員塞巴斯蒂安‧宋（Sebastian Seung）的大腦研究中，涵蓋神經科學、物理學和生物資訊學領域，也證實這種與生俱來的合作。根據他的連接體理論（connectome theory），我們的大腦以高度同步的方式進行，主要設定為合作而不是對抗衝突。宋在著作《連接體：大腦的佈線如何成就我們》（2012）中闡述更有希望的願景，具有實質的神學和科學的意涵。
超越宗教科學的勾結
加拿大數學家和生物學家布賴恩‧古德溫（Brian Goodwin，1931-2009）是「新生物學」具有爭議和原創的研究員。儘管達爾文主義強調衝突和競爭，新生物學提倡合作以及利他行為帶來更富創意的成果。古德溫在他的引人入勝《豹如何改變其斑點：複雜性的演化》暢銷書（1994年）的輪廓中指出科學與宗教都陷入非常相似的意識形態堅持悲觀和虛弱的人生觀。
這是古德溫的簡潔陳述（1994，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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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爾文的原則 |
宗教的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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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群基因構成的有機體，目標是留下自己的更多副本。遺傳物質基本上是「自私的」。 |
人類生於罪惡，並延續在有性的生殖中，貪婪和驕傲是這種罪惡缺陷處境的基本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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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物質與生俱來的自私特質反映在生物的相互競爭中，導致適者生存。 |
人類為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注定生活在衝突中，不斷地辛勤勞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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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體不斷地嘗試改進和超越較弱的元素，但演化的格局不斷變化，鬥爭變得無止無休，就像史蒂文‧溫伯格（Steven Weiberg）的「敵視的宇宙」。 |
人類改進的努力受到我們所處的這個不完美、罪惡世界的危害。鬥爭沒完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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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論上，經由教育和其他的文化協助，人類能夠發展出與自私天性相反的利他特質。 |
但是，人類靠著信仰和修德行善，通常需要天主救援者的外在干預，可以從墮落、自私的狀態中被拯救出來。 |
科學和神學都在為人類尋求自由的新出路，然而他們各自提供的自由策略毫無希望，因為他們的補救措施太過理性、以人為中心，失去了亙古以來演化蓬勃發展的創造賦予力量。演化的觀點要求與本書兩種先前典範截然不同的神學方法。我們的起點是宇宙的歷史，這種超人類的視野超越了我們以人為中心的操縱，不是君臨天下神祇的個別特徵（individualized），也不是由形上屬性定義或者被理性無神論譴責的信仰，而是種天主聖三互動的關係，信仰天主愛的鑒臨。
人類學的轉變
演化改變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就本書而言，無論如何，它對我們理解人性的涵義和人類角色十分重要。在舊典範中，天主最關心的是唯一能夠揭示天主創造計劃的人類生命形式。然而，在故事反轉及下，人類犯錯（罪），從那時起，聖經和神學就只關注一件事：人類的救贖。
但是，甚麼樣的人是神學想要救贖的，這樣的救贖帶來些什麼？根據法國理論家勒內‧吉拉德（René Girard）（主流神學家大都青睞這觀點），耶穌藉十字架的力量永遠地摧毀暴力的待罪羔羊。顯然，基督宗教的歷史（和所有其它的世界宗教）無法保證這種結果。我們以耶穌和祂十字架的名義殘害、屠殺、壓迫甚至消滅了那些與我們意見相左的人。猶太教－基督宗教信仰悽慘地辜負造物界，特別是因為在二元對立上（例如，神聖與世俗）。
因此，主流的人類學現在已經瀕臨破產，不幸的是，持續破壞信仰所賦予的力量。我們傳統的人類學奠基在高度個體、獨立、理性的實有（雄性物種，根據亞里士多德、聖多瑪斯‧阿奎納和一連串的著名哲學家，女性被視為不完整男性）。像 獨立 與 理性
這樣的字眼帶著濃厚的文化和神學色彩，它們經常難倒哲學家和神學家。
理性的這字向來被所有哲學學派珍視，在士林哲學傳統中更具有特殊意義。我們靠理性的力量擬訂出生命的意義並獲得真理（按亞里士多德人類學中，只有男性擁有這種能力）。這種自欺欺人的哲學和神學包袱被公認為對人類文明極具高度破壞力。它強化了與造物界的分離和優越感，也就導致人類對其它的重要特質的壓制和壓抑，其實正是那些想像力、直覺、意識和創造力的特質才令我們成為獨特的物種。
演化下的天主聖三
這種關係視野喚起演化角度，不僅反映在我們如何理解我們人類（人類學），也在認識其他一切上。根據辛西婭‧布爾喬（2014）的說法，它紮根在古代的深晦智慧中，也是天主聖三教義的重要核心，相似世上各大宗教。除了早期教會公議會的複雜形上學說法，在廿世紀的最後幾10年裡，神學家大都不再靠形上學，開始從關係來重新定義我們所理解的天主聖三。[8]
我們只能推測我們在深時的遠古祖先是如何體驗內心和周遭的天主奧秘。當我們深入探討我們古生物學和人類學歷史時，我們現在與生命網絡各個方面的互聯感遠遠地超出揣測而已。相互關聯（Interrelatedness）確立我們許多古老的觀察和理解方式。我們遠祖是否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得出結論，無論天主的奧秘是什麼，它首先代表深厚的相互關聯能力？[9] 幾千年後，這種經驗變成正式的教義，教會命名為天主聖三。
正如第六章表明優先考量神靈，現在必須大幅度地重新構思無中生有的創造聖父。天主父權的形象早就該糾正，多少都出現在所有各大宗教當中。現在不再是父權統治的比喻，更常用賦予力量的分娩。
其它反對重新構思耶穌的是它似乎將耶穌僅局限在人類，但是傳統向來珍視耶穌與整個造物界相關的信念。這種與廣大的受造物的聯繫仍可以保留，甚至以更整合的方式，只要我們記得在漫長的演化旅程中，我們人類深深植根在地球。其實，這種深邃的土味使我們真正成為獨特的受造生物。這樣一來，耶穌、人類、連同受造地球被暗示為賦予力量轉變的真正超個人力量。
相信演化的天主
無論是否同意這些想法，我們在地球持續演化的歷史中都無法迴避人類演化歷史的深度和重要性。演化是生命必要的事實，它似乎是天主與受造物關係中不可避免的層面。當我們接受演化的旨趣，不可避免地，以形上學解釋的天主並將它受限在只有兩千年的背景就根本無法經得起更深和更廣分辨的考驗。對約翰‧卡普托（John
Caputo）來說，「物理學是我們要得到的最好形上學……物理學優於哲學」（2013，189，194）。
這些演化的傾向標示著震撼的轉變，正如菲普斯（2012，26）形容我們的世界「受到實體的魔咒，固定的謬論，不動的錯覺，停滯的幻想所吸引，」他接著說，「但演化的革命開始打破那魔咒。我們理會到其實我們並沒有站立在堅實的基礎上。但是，我們也不是漂泊在毫無意義的宇宙中……我們是巨大發展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必須重新考慮我們在整個計劃中的角色，並且有效地重新架構。反過來，我們下一章的主題，是需要重新想像天主如何渴望我們道成血肉，成為地球實體的具體生物。
[1] 從宗教角度寫作的學者來看，當代達爾文治學的無神論高調屬於新達爾文學派，而不是達爾文本人，正如神學家伊莉莎白‧詹森（2014）的評論。
[2] 聖神的誘惑主要被理解為創造，開放新的可能。傳統上，神學習慣遵循達爾文的觀點，認為過去的智慧更為實在和可靠，然而聖神的誘惑邀請我們接受天主啟示的真理，主要是未來的希望和驚喜。
[3] 請參閱本書第五章中的地震的例子。
[4] 我介紹讀者米里亞姆‧特蕾斯·溫特（2009）對悖論鼓舞人心的靜觀。如需進一步閱讀，參閱伯納德‧蒂克霍夫（Bernard Tickerhoof，2002）。有關密契的視角，參閱西普里亞‧史密斯（Cyprian Smith，1987）。
[5] 據美國神經學家保羅‧麥克萊恩（Paul MacLean）說，層次的人腦組織代表大腦結構的逐漸演化。三重腦模型認為爬行動物的大腦首次出現出現在大約2.2億年左右，被認為是掌管我們的原始本能。大約1.25億年前左右，邊緣系統跟著出現，負責我們的情緒或情感系統。最後，只有三百萬年前左右的新皮質出現，是造成理性或客觀思想的原因。這類大腦發育確實指出複雜性的增長，但沒有捕捉到更微妙的演化動力，從而我們在人類漫長的演化歷史中不停地運用我們的大腦，這似乎是高度創造的模式。
[6] 最近，許多研究強調合作是人類繁榮的重要角色。我向讀者推薦傑里米‧里夫金（2009）、莎拉‧布拉弗‧赫迪（2009）和派翠克‧林登福斯（Patrik Lindenfors，2017）。
[7] 共生體（Symbiogenesis）字面的意義是藉公同生活而成長。80多年前，在我們相當瞭解細胞結構以前，俄羅斯植物學家鮑里斯‧科佐－波利安斯基（Boris Kozo-Polyansky）巧妙地概述共生體的概念，細胞與核的共生起源。這理論進一步得到林恩‧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微生物證據的推進和證實。
[8] 評價觀點，參閱伊莉莎白‧詹森（2007，202－25）；以及譚和特蘭（Tan and Tran）的魯本‧哈比托（Ruben L. F.
Habito，2016，161－81）。更完整的概述，參閱約瑟夫‧布拉肯（Joseph Bracken，2014）。
[9] 很有可能我們的祖先將天主理解為天主的旨意（divine insistence）（神學家約翰‧卡普托（John Caputo
2013，發展出的豐富奧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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