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說過，還蠻恰當地：先前的文化將淪為瓦礫終成灰燼，然而心靈將翱翔其上。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那群在悲傷或壓迫憂悶時期中播下希望種子的人，我們大家都對復活有所存疑（resurrection conspiracy）。經過這麼些年來，沒人知道復活的嫩芽是如何從生活中冒出。
鮑勃‧雷恩斯（Bob Raines）
我也是科學擴張視野的後學，這些視野令過去半世紀全球數百萬人心醉癡迷，更影響人類的認知遠遠超出大多數人的覺察。我認為量子物理學和新的宇宙論是當今所有學術領域的基礎。加上近幾十年的資訊爆炸，數百萬人現在正以橫向關係理解生命，大幅地超越我們大腦所承繼的理性和認知。今日的主要政府和宗教機構無法遏止充滿人類心靈的渾沌創作力。有時會感到天崩地裂。我以為這正是經歷
演化，[1] 正如我在本書隨後幾章要表明的，我期待神靈會從這支離破碎中汲取新生命，就像先前好幾次演化時期一樣。
這令我想起另一項影響我分辨能力甚鉅的資源：我是悲傷治療師，幾年前協助艾滋病患的諮商採用過一套技巧。我不只是面對當事人的失落和悲傷，還將許多相同的洞見應證到系統、組織的衰落與死亡和演進的轉變上。我採用的是著名心理學家伊莉莎白‧科布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所發展出的基本模型，分為五個階段：否認、責難（憤怒）、討價還價、抑鬱和接受（1969）。在這個背景下，我以充滿悖論卻又深切盼望的全新態度看待逾越旅途。
每位治療師都碰過這些阻力。僅憑常識就可指出，它們在我們的社會和宗教制度下變得更加頑固。為此，我們傾向認可和鞏固人類的結構，長期下來，它們就變成常設機構，不受改變或更動。哲學家－經濟學人查理斯‧艾森斯坦（Charles Eisenstein）敏銳地注意到，許多銘刻在我們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不朽價值。儘管整個自然界都經歷死亡和復甦（更準確地說：死亡是新生的特性），我們的貨幣系統卻沒有。我們沒有限定我們紙幣和硬幣，或現金電子價值的期限。我們把金錢變為不朽，捧得像神明一般。艾森斯坦以為就像自然界歷經出生－死亡－重生週期的萬物一般，如果我們允許我們的金錢死亡，今日世界大部分的財務難題就可迎刃而解（更多在Eisenstein，2011，203ff.）。
在本章中，我簡略地評論我們如何將改變、衰落和死亡的動力運用在聖經和神學的研究上。我們想要永久固定住教義和信理，甚至一勞永逸！儘管我們在心靈作品，或喪禮等場合，對逾越旅程大放厥詞，我們卻無法將它應用在許多脆弱、軟弱和放手的生活經驗中。談論到死亡時，我們誠心誠意地宣稱它是該排除的邪惡。或許這正是我們需要神學新視野的地方，尊重並擁抱死亡意義和必要，即便是在神學本身的神聖領域內。
悖論的旨趣
身為一位悲傷治療師，每到秋天，看著綠葉變成棕色，跟著落地，裸露在外，我就倍感憂傷。我馬上想起整個造物界的悖論：出生－死亡－重生，或是像宇宙學家布賴恩‧史維姆（Brian Swimme）和湯瑪斯‧貝瑞（1992）描繪的那樣，循環不已的創造與毀滅。如果那些樹不落葉，變得光禿禿，我們來春就不會有新葉芽冒出，處處充滿生機和活力。秋去似乎是春來的先決條件，創造本身就是死亡和復活。
早在耶穌經歷死亡和復活以前，它已在整個宇宙中出現。我在先前的作品（2011，165）寫道，
儘管宗教和世俗的眾多學科咸認為這樣的悖論是罪惡和瘋狂世界的異常現象，或更準確地說，受到人類的反覆無常導致失去平衡，我相信我們需要重新看待它，重新喚醒它，視它為造物界主要的新生與發展。天主的創造力在毀滅和死亡中，也在孕育在新奇和新興的各種形式上。
悖論上，令人撲朔迷離的同一神靈猛烈地爆裂在銀河系出現的吵雜解體中，在恆星優雅和痛苦的死亡中，有時在星塵碎片猛烈四散中，……這個過程也可以形容成循環不已的出生－死亡－重生。這不是脫軌失序，而是所有生命賴以開展、發展和維繫的智慧。宗教的說法，它是宇宙生命的天恩聖寵（不要與智力設計相混淆），它不是得擺脫的邪惡。而是必須擁抱和善待的悖論，如此，它轉變為強大的演化力量，沒有它萬物不興。
它是宇宙生命最古老的動力之一。死亡與復活的歷程並不是由納匝肋人耶穌才開始的；然而，歷史人物耶穌身具宇宙的意義，祂一生所經歷的逾越旅程支撐一切受造物的逾越旅程。這種創造的犧牲不是撒旦的異常現象，而是滿被聖寵。
我們面對的悖論會帶我們跨出理性的討論和科學的客觀領域。我們可將
悖論 解釋成 弦外之音（a
contradiction with meaning written underneath）的矛盾。就像福音的比喻，意義被隱藏，需要被揭露。我們在聖保祿「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格後十二10）的這話中遇上悖論。在我們日常生活經驗中，堅強與懦弱是極端對立，而且我們大都喜歡前者。然而，我們大多能記得生命遭遇悖論的時刻；失敗或生病所傳遞的悖論信息，邀請我們改變生活，保證更美好的未來。[2]
整個造物界進行這種悖論。沒有了它，我們所知道的生命就會消失。在時空的外層，吵雜碰撞持續不斷，這是眾多銀河星系和星球生成不可或缺的部分。地球的地殼板塊不停地移動，釋放儲藏的能量使球體更加活躍；不時地引發地震。宗教人士有時認為，這是天主引發地震來懲罰那些缺乏信心的人。其實，地震現象是天主共同創造的範圍；沒有地震，我們就沒有地球，我們也不會天天發現多采多姿的生命。
因此，整個造物界充滿出生、入死和重生的悖論旨趣。這是天賦，幸運得很，我們人類再怎麼努力都無法擺脫它。極重要的是，我們要把悖論當作聖寵來接受，不要再將它視為某種大自然反常現象。接受現實，我們才更加有機會真正地分辨人生兩大泥淖：痛苦的重要和死亡的意義。
偕同許多信仰體系，基督宗教將世上的痛苦視為人類罪孽的惡果。一度和諧的造物界就此被扭曲，一直延續直到世界終結，屆時通通在天主的末日終結下擺平，重新定位。雖然耶穌的死亡和復活拔除了痛苦的刺，卻無法擺脫痛苦。這種論調在演化宇宙中毫無意義。從來就不曾有過天堂的良辰美景，看樣子世界結局也不會達到大圓滿。
在此出現重大的差異，也就是毫無意義的痛苦以及演化成長和發展的必要痛苦。許多年前，法國哲學家保羅‧里科爾（Paul Ricoeur）和愛爾蘭神學家加俾額爾‧戴利（Gabriel Daly）各自表示世上人類毫無意義的痛苦多數是咎由自取。因此，毫無意義的痛苦是人類自食惡果，不要推卸給天主，主要癥結出在我們對寄居宇宙悖論的特性無知到極點。我們不知道如何明智地面對悖論，因為打從開始我們就無法分辨它的意義。因此，期待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來拯救罪有應得的我們是很不恰當，也很推諉卸責。
死亡是個相關議題，我們大都無法理解它的意義，我們受到宗教觀念的教導，以為它是需要擺脫的異常現象。在此，我們與聖保祿的教導發生嚴重的衝突，他清楚地斷言死亡是罪的後果（參考羅六23）。然而，死亡早在人類犯罪以前就已經存在。我們的祖先早已知道死亡是宇宙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面對死亡和臨終，許多古代文化並沒有患上當今的恐懼症。我們必須理解死亡是天主賜予的現象，是創造與毀滅悖論過程的核心。如果秋葉不凋零，來春就不會有「復甦」的葉子。沒有這種臨終和消減，演化就化為烏有。
死亡是新生的先決條件，顯示在整個有機生命網路中。就像面對痛苦，我們需要區分構成無意義的痛苦是些甚麼有別於演化旨趣的那些必要形式。還有在面對臨終與死亡上，全權負責是人類的優勢，超越幾個世紀以來對復活救主救援的相互依賴。我們要全心地投入生命的演化，就像耶穌那樣，當我們亦步亦趨，有可能同樣得付出提前死亡的先知代價。至於耶穌的復活，與其把它看作奇蹟般的屍體復活，實在是無神、褻瀆的主張，倒不如重新構思復活的賦予力量，如同首批門徒的做法，從耶穌離開的地方，繼續在世上建立天主的新領域。[3]
我們處在第六紀的滅絕中
我們非理性地畏懼死亡，加上我們宗教的頭頭是道，不僅將它妖魔化又想超越它，其實助長今日人類文化的極大混亂，生動地應證在COVID-19新冠大流行上。一方面，我們活在言過其實的人類學中，信以為自己是優越的物種，有天賦神權宰制宇宙萬物。而在神學的背書下，現在這種誇張的意識形態已經到達了我們有如地球狂人創造出的破壞臨界點。
1995年，理查‧利基（Richard Leakey）與羅傑‧萊溫（Roger Lewin）合著過《第六次滅絕：生命模式以及人類的未來The Sixth
Extinction: Patterns of Life and the Future of Humankind》一書。兩位作者回顧先前五次大滅絕，[4] 嚴重地耗盡當時的有機生命，他們跟著強調第六次大滅絕的面貌，主要是人類的自相殘殺。將近20年後，伊莉莎白‧科爾伯特（Elizabeth Kolbert，2014）以類似標題的著作嚴肅地勾畫這不祥的預測。在這一輪上，人類將許多生命形式推向真正的滅絕，通通忘了我們其實無法存活在有機多樣性遭劫的星球上。
隨著我們深入廿一世紀，氣候變遷和全球暖化引發人類物種的極大關注，不過世界上不少政府（包括中國和美國）忽視或拒絕接受科學的證據。由於暖化的困擾受制於一系列不為人知的因素驅使，人類面臨的問題是相當複雜的。事實上，許多演化的突破點一直受到氣候變遷所影響，或是極端高溫或是極端嚴寒。然而，人類過去不曾如此直接地陷入這樣的毀滅力道中。我們的錯誤干涉是來自許多相關因素，宗教單一神論是其中的要角：（1）人類宣稱具有統治和掌管地球的天賦權利；（2）被視為基本缺陷的地球，是為便利人類的使用和好處；而且（3）地球代表著二元的世俗領域，與聖潔格格不入，它是涕泣之谷，因而被宗教長期當作逃生的路線。
衰敗和死亡的有機過程因而都被視作一切受造物基本缺陷的負面特徵；在這架構下，將
缺陷 與 悖論 混為一談。人類只好延續自吹自擂的人類學，自己開始去對抗，想要勝過自然界，其次，假借受到天主君王恩寵的裨祐，人類能夠克服混亂，最終消除死亡的詛咒。
今日，我們有非比尋常的皈依責任，需要本書概述的某種神學基礎。首先，我們活在生態（系統）中。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完全仰賴這生態系統。我們的經濟充其量萃取自我們的生態環境，可悲的是，它已自行發展出牴觸生態學和物理學基本的系統邏輯。
神學家威廉‧卡瓦諾（William Cavanaugh）描述我們的經濟困境，寫道，
經濟學不只暗示世界的其它行為方式，更提出了「終極真相」的替代觀點。普遍認為學術經濟學的發展來自教會源頭，從十九世紀初的馬爾薩斯牧師（Reverend Malthus）到世紀末葉的美國經濟協會創始人社會福音宣報者理察‧伊利（Richard Ely）。原罪被物品短缺的原始競爭所取代。救恩史是經濟發展拯救世界……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市場「看不見的手」的想法並不是說利己主義的倫理嵌進新古典經濟學，而是說這種神義論（theodicy）的經濟學解釋天主眷顧如何將邪惡轉變為善良。金錢霸佔了天主在基督徒社會原有的地位。(2016，67－68)
在早期的資本主義中，一個家庭可以擁有一家店鋪、一座農場、一間場房或工廠，作為他們世代謀生的事業，無需持續地擴張。然而，隨著全球企業的崛起與主導，我們陷入股東利潤最大的矇騙伎倆中，在有限的地球上，造成瘋狂地依賴經濟的持續成長。人類今日所經歷的大規模逾越旅程，多數是受到企業貪婪和地球開發的刺激，背負著膨脹失序經濟學的十字架。如果基督宗教對未來的信譽抱持任何希望，就必須超越以人為中心的狹隘救贖觀念，認出我們時代的企業、政治和經濟的苦架。
基督的死亡和復活
長期以來，神學向我們保證否極泰來，因為耶穌的死亡和復活化解了生命的重大悖論。在今日，這條創造虛妄烏托邦的信念是奠基在一套業已失去大半可信度的神學假設下。在第二章，我談論過早期時代，特別在聖保祿的影響下，如何看待耶穌的死亡和復活。焦點主要是落在人類的缺陷處境，得靠天主解決，那是唯有藉歷史人物耶穌的死亡和復活來完成。
基督徒大都採信這種見解，但不全是。當我們較深入分辨耶穌賦予力量的使命（見第九章，通過天國的指示），那就更清楚耶穌是被當時羅馬與猶太權貴聯手，朝廷和宗教勢力所處決，因為祂對他們的權力造成巨大的威脅。隨著那些追隨者被治癒和賦予力量，當權者感到他們必須剷除這位賦予力量的顛覆者（耶穌，在此），他們以最常用的十字架極刑來消滅顛覆者。
12位宗徒逃之夭夭（至少大部分），免得也被釘死。那些留下陪伴耶穌痛苦臨終的是瑪利亞‧瑪達肋納（Mary Magdalene）和她的同伴，正如辛西婭‧布爾喬斷言，這群人以女性為主，很可能有男有女（2010，252n1）。在我們所理解的原始逾越旅程中，最常忽視這些堅忍到底的婦女。正好伊莉莎白‧詹森邀請我們更深入地分辨，她寫道，
十字架下婦女的出現頗具歷史的意義。所有四部福音一致同意，有群婦女守夜，挺身面對恐懼、悲傷，和男性門徒的脫逃。婦女站在十字架下，或遠遠站著眺望亡者，她們的忠信向耶穌表明並非所有的關係都被破壞，儘管祂強烈感受到被拋棄，甚至被天主……每部福音強有力地說明，她們現身在十字架下，大體上是歷史的真確描述。(2003，294)
支撐那些婦女承受這般痛苦和創傷的是些甚麼？她們為何留下，忠實到底，而其他人都落荒而逃？很有可能，這是她們的智慧和本事，以儀式來悼念她們的失落、痛苦和創傷。她們以一連串的哀歌、哀號和抹油儀式來悼念亡者。「地中海周遭世界，婦女也忙著大半的喪禮。喪禮經常由群組和親屬聯合舉行，在慶祝週年和悼念亡者的特殊節日上，基督徒與毗鄰的異教徒並無差異」（Corley，2010，20）。擅長和熟稔這項任務的婦女，卻經常被誤解，甚至斥責為病態和未開化。這裡採用的是深入悲傷和失落的古老智慧，透過這些儀式流程，參與者能夠穿越沉痛的哀傷，進入光明的希望未來。正像凱薩琳‧科利（2002；2010）這類學者的解釋，我們目睹到的是既是解放又是賦予力量的內心經歷。[5]
海德堡大學前埃及學教授揚‧阿斯曼（Jan Assmann）主張，在許多古代文化中，女性的要務是維護遺體。維護的方式包括哀痛、哀悼、哀戚語言以及渴望和悼念的表達。儀式針對收集散落的四肢並恢復肢解的身體。然而，女性針對屍體的哀悼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解放的轉變。福音中的婦女沒有逃離耶穌被釘的恐怖景象，她們熬過了那漫漫黑夜，首先見證到賦予力量的突破，信徒名為復活。因此，善待黑夜是真正參與賦予力量新生的重要層面，神學形容為復活。
聖經學者華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對這種賦予力量的悖論提出許多洞見，被那些福音中的婦女深刻地證明：
那些婦女不僅釋出悲傷，更將它整合在自己的逾越旅程中，而它解放她們，穿越黑夜到達破曉的新生。[6]
透過福音那些婦女的故事和經歷，我們受邀重新建構信仰的逾越旅程。那群跟隨耶穌的12位男士，不太可能是這件創痛的關鍵人物。我們傳統信仰嚴重忽視主要在瑪利亞‧瑪達肋納和她的同儕門徒身上實踐的解放和賦予力量。更糟的是，後來竟被漠視和隱瞞。不禁想問，這不就是刻意抹煞奠定教會基礎那群人的歷史。因此，歷史學家瑪麗‧馬龍（Mary Malone）寫道，
為何婦女草創的組織被顛覆，實際上，在極短時間內徹底粉碎？從《弟茂德前、後書》、《弟鐸書》和《伯多祿前、後書》的書信中，我們能蒐集到協商和持續往男性至上的聖統制教會，然而，學者公認那些書信都是在公元100年以後寫成的。瑪麗‧馬龍對女性主導運動的描述，現在受到當代越來越多學者的青睞，雖然很少人能解釋是甚麼原因導致那原創的賦予力量開始出軌。[7]
儘管聽起來蠻有爭議和異端，我想要說的是那組知名的12位宗徒很有可能 沒有 返回，很確定沒有全部！沒有經歷過逾越旅程的12名宗徒就難以擁抱黑暗，迎接即將到來的燦爛黎明。路加在《宗徒大事錄》第二章1－4節中重整這12位宗徒；他需要重組他們以便奠定伯多祿和保祿這兩位了不起英雄的穩固基礎，然而，在歷史上（或神學上），這個假設有多可靠呢？伊莉莎白‧詹森（2003，300）的這幾句話，恰好紀錄隨之而來的兩難的困境：
路加想要羅馬帝國的讀者對新興運動的信譽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再形容男性的公眾領導腳色並且將女性壓抑為謙遜的輔佐地位以符合帝國的標準。著眼點擺在精英男的性上，他將女性捏造成微不足道並忽視她們實際的領導角色……因此，《宗徒大事錄》沒有呈現教會早期數十年的面貌。它只敘述部分的歷史。[8]
它敘述所留下的歷史和神學真空，現在反撲死纏著基督宗教不放。那些初創男性迴避的逾越旅程，現在得由我們這時代的男女來承擔。在當代宗教的所有領域，死亡和臨終縈繞在我們四周。讓我們這次不要再逃跑，而是祈求恩寵與黑暗深處共處，正如2000年前所發生過的，那是復活的原始覺醒最有可能發生的地方。
宗教的逾越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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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重視受時間限制以2000年為基準的一個靜態世界觀，就很難理解跨越浩瀚時間視野的演化。共同創造數10億年的天主一直被貶為短短幾千年的地球代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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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中心吹捧人類，漠視其它受造物。只有人類才重要，造成所有各大宗教都展現一串串的人類投射，扭曲和破壞造物界其他層面的真正神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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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宗教採用父權，將它假想為天賦的統治和管理模式。階級頂端的天主形象滿載著帝國的投射，通常是男性和「全能」，經常被形容成主宰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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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主流宗教尋求與天主建立並促成彼此的關係，但潛在的人類學和對人的理解並不是基於關係的。因而我們沒有以天主形象和肖像來塑造傳統的實有概念，卻投注大量以人為中心的宗教辭彙和敬禮去塑造神祇的形象和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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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天主聖三的教義支持神祇的關係，但信徒大都以狹隘個人主義的範疇將天主聖父－聖子－聖神看待成階級架構。在大半的歷史中，耶穌經常單獨地被視作偉大的拯救者，而聖神大體上是被忽視的模糊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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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贖罪（atonement）理論所解釋的救援和救贖，並沒有減少世上日益加劇的「邪惡」，在某種程度上，反倒替我們人類所犯的過錯推卸責任，歸咎給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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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可爭辯的經文來假設真理，其中許多是順應時尚的，在大眾資訊的世界中不再生效。協商對話被認為是產生近似真理較為可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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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擺脫二元對分的儀式，以便能夠整合神聖和世俗，特別關係到我們身為地球人的身分（更多在Oliver，2020）。
如果上列描述許多重要的放手是我們神學逾越旅程需要死亡的層面，那麼有那些新的覺醒，如復活的暗示，召喚我們分辨的智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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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物種，我們需要學會悲傷的藝術，以便能夠從僵化沉重的系統和過時的認知中解放自己，從而賦予我們力量更有成效地參與我們時代的演化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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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將描述的世界宏觀與微觀的新宇宙論和量子物理學作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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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擁抱奠基在人類大約700萬年的真正歷史上的人類學，而不是短短幾千年的萎縮典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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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採用否定（apophatic）的心靈，從而生活得更像天主，而不是將天主理論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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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公正看待我們的歷史，以便優先考量天主的新領域（見瑪六33），將歷史人物耶穌視作它的主要門徒，不再以帝國威權來塑造祂的一生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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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在我們地球人的認知中，恢復聖神為天主的主要彰顯，視祂為天主的首要直覺和奧秘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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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挪走天主聖父的帝王寶座，代以更具母性的生命創造力以符合古代大地之母的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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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重新想像並構思我們所認識的教會，主要焦點擺在賦予力量的地方教會上（如保祿的教會組織），其中平信徒才是先知預言和激勵聖事的主要鼓舞者和促進者，而不是神職人員。
連續性和傳統
我已經略述需要死去的主要集中在父權上。對那些尋求維護正統和延續的人來說，有許多議題需要澄清。傳統的延續不是直線線性過程，有頭有尾。多年前，美國生物學家尼爾斯‧艾崔奇（Niles Eldredge，1985）就以間斷的均衡來形容演化的發展，明顯不同於適者生存的新達爾文主義強調的過去基礎。艾崔奇提醒我們在幾次大滅絕中，當時主導的生命形式遭受嚴重的衰退被全新的形式所取代（例如，用鳥類取代恐龍，鳥類與雙足恐龍分享上百種明顯的解剖特徵；最近，青蛙被認為是恐龍的後代）。
聖經學者沃爾特‧布魯格曼將這真理新論壇命名為共同服從（obaudiere服從＝聆聽）：「然而，過度喜愛確切信理的教會，和迷戀客觀理性的學術界，幾乎沒有共同服從的跡象」（2005，9）。沒有任何人，任何機構，獲得終極的真理。相反，只要我們共同發掘新的靜觀傾聽，對話技巧，和共識藝術的方式就會邁向更深的真理（我在早期作品中詳述過，O’Murchu，2019）。有些人認為這會沉淪至相對主義，危及到絕對真理。共同服從的過程當然不是絕對的，但也不該被斥責為相對。相反，它提供尋求真實的新模式符合我們時代的演化旨趣。
就逾越旅程的角度，新的演化視野並不在於重新審視復活的概念，無論是指耶穌的復活或是所有人在末日都會復活的假設。相反，我認為我們需要重新接觸那種充滿活力和賦予力量的神靈，祂是一切新生的來源和基礎。[9] 那鼓舞人心和賦予力量的視野是下一章我們的分辨任務。
[1] 值得記住的是，演化不是我們所能管理和控制的東西，而是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自己正在改變」，湯瑪斯‧貝瑞（Thomas Berry）寫在《神聖和我們現在的狂歡時刻》中，在湯瑪斯‧貝瑞，CP和湯瑪斯‧克拉克（Thomas Clark,
SJ）編輯的「與地球友好：人類和地球和解的神學」（Mystic, CT: Twenty-Third Publications, 1991），4－7。
[2] 讓我想起了澳大利亞醫生約翰‧哈裡森（John Harrison）具有爭議的《愛你的疾病：它讓你保持健康》一書（Sydney：Angus and Robertson，1984）。經常引用的例子是一劑流感，要求臥床幾天。他認為這種經驗可以解釋成身體會告訴你，它需要幾天臥床。疾病為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傳遞悖論信息。
[3] 在先前的作品中，我認為首批門徒不只是伯多祿和12宗徒，主要還有瑪利亞‧瑪達肋納和她的同事（歐瑪忽O’Murchu 2015，十一和十二章）。本書下文有更多的詳述。
[4] 這五紀通常被命名為晚奧陶紀、晚泥盆紀、晚二疊紀、晚三疊紀和晚白圭紀（the End-Ordovician,
Late Devonian, End-Permian, End-Triassic, and End-Cretaceous），第一次發生在大約4.4億年前，上一次發生在6600萬年前。這些事件的演化意義首先由勞普（D. Raup）和塞普科斯基（J. Sepkoski Jr）論述，「海洋化石記錄中的大屠殺」，《Science》215，no. 4539（March 19，1982）：1501－3。
[5] 凱薩琳‧科利持續在《馬拉納塔：婦女葬禮儀式以及基督教起源Maranatha:
Women’s Funerary Rituals and Christian Origins》（2010）精湛著作中提出大膽地主張，福音故事被認為最早部分的受難史，它的原始版本是伴隨哀傷儀式的說故事儀式發展而來：「並不是幾乎所有學者認為的，純粹是抄寫作品和最初是由受過良好教育的男性主導的亞文化的文獻，我以為受難史的根源來自女性和一般人主導的草根禮儀背景。因此，它的起源是流傳在一般人的口傳片段，他們在親人墓前唱了再唱，唱出他們團體中死者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此，是指耶穌。它是女性的哀慟，是受難史的核心」（128）。
[6] 至於瑪麗‧瑪達肋納被視為門徒團體中的領袖人物，辛西婭‧布爾喬（2010）抓住這突破的含義：「就在耶穌復活的早晨……她是耶穌世間最後看到的一位，也是回來後看到的第一位。再次相聚，生命和復活在那花園中化為河川，他們再次相互凝視對方的眼睛，交換莫可言喻的喜悅。然後，祂說服『去告訴其他人』，祂從新房差遣她出去擔任宇宙的僕人」（156）。
[7] 我見過最令人信服的解釋是美國聖經學者詹姆斯‧卡羅爾（James Carroll，2014），他把鎮壓歸因於66－72年羅馬－猶太戰爭。婦女（和兒童）向來是戰爭的最大受害者，在羅馬－猶太戰爭的暴力鎮壓下，似乎也嚴重地被剝奪早期基督徒團體婦女主導草創的地位。
[8] 有關當代經文學者如何看待和評估路加聖史對待女性的最新概述，請參閱芭芭拉‧雷德（Barbara Reid），「路加福音：女性聖言宣報者的朋友或敵人」，《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78 （January，2016）1－23：根據2015在美國天主教聖經協會的演講。
[9] 回想保祿在羅馬書第八章11節的斷言，耶穌是在聖神推動下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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