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我們必須結束這種過於扭曲的贖罪（atonement）神學，否則基督信仰沒有未來。
約翰‧謝爾比‧斯賓（John Shelby Spong）
不同於封建恩威背景下以人為中心所關注人類罪過，浩瀚宇宙的演化要求真正的新典範。我們要翻離補償理論的一頁，讓它得以安息。
伊莉莎白‧詹森（Elizabeth Johnson）
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教會大都關注人類離經叛道亟待拯救和救贖的困境。耶穌是唯一能履行這項使命的救主。頑強耐久的神學舊典範仍然盛行。它通常以創造→墮落→救贖的三重過程來說明。
學者很早就開始提出過幸運罪過（felix culpa）的替代理論，天主可能很樂意以這種方式帶來更好的福祉。聖安博羅削（St. Ambrose）論及亞當在樂園的幸運敗落，就指出他的罪為世人帶來比原始純真更加珍貴的東西。拉丁文 幸運罪過 的說法則出自聖奧斯定（St.
Augustine）「天主判斷從邪惡中帶出善來，勝過不允許任何邪惡存在」的說法。[1] 數個世紀以後，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引用它來解釋為何「天主允許邪惡的發生，從而帶來更大的好處」。[2] 這項原則奠定了原罪與救主降生的因果關係，結論出更高的狀態不受罪惡的牽制。今日，這套講法為那些較為反思批判的基督徒不再生效。
根據這項典範的第三架構，救贖完全屬於基督徒。耶穌只有在基督徒身上才能使全人類的救贖成為可能。天主刻意揀選耶穌來消除亞當的罪。只有耶穌才能使命必達，而且根據這項典範，唯有耶穌才有機會突破罪惡和奴役陷阱。沒有任何其他宗教能夠提供這項救援。只有基督宗教壟斷恩寵與拯救。
至於耶穌為救贖罪人和拯救世界死在十字架上究竟有何成果目前還不太清楚。人類依舊易於犯罪和受誘惑，而且令人沮喪的是，幾個世紀以來，基督徒都未能成為無論是為人類還是為更大的造物界的救贖力量。倒是，基督徒製造並鼓勵暴力、戰爭、壓迫，而且經常漠視地球和它的資源。就連各個基督徒教會也與父權統治、厭女症、種族主義、奴隸制度和殖民壓迫相互勾結。
人類中心的偏差
邪惡的根源很可能與以人類為中心有關。如此看來，人類才是攪亂整個宇宙的亂源，因為造物界在人類演化前早已生生不息了數10億年。據說，一切腐敗出自人類的天堂背命，創作出下列的荒謬神話：
天堂原本是完整和諧的，直到有一位名叫路濟弗爾（Lucifer）的大能天使想入非非，自以為能夠挑戰並且勝過全能的天主。因而唆使其它天使突圍。據說路濟弗爾的墮落是驕傲，導致變節抗命。總領天使彌格爾嗅到這股歪風，集結抗暴勢力。雙方交鋒。彌格爾和盟軍贏得勝利，將路濟弗爾（成為撒旦或龍）逐出天堂。斷翼的天使掉落地球，不再被視為天使，被稱為人性。牠們藉由交媾開始繁衍和散播邪惡的傳染病，不只在新興的人群中，也遍及整個造物界。性成為傳染病散播的管道，被認定為強烈的本能驅使力。[3]
這神話在大半歷史中被當成真的。今日，基本教義派的學者仍珍視它，並以一系列的經文（主要是從舊約的《達尼爾先知書》和新約的《默示錄》）為這神話背書。比較先進的學者們並不從字面上去解釋；其實許多人早已放棄那沒有聖經根據的原罪理論（見Spong，1998；Williams，2001；Wiley，2002； McFarland，2010）。[4]
問題出在人類學上，不只是神學而已。人類自詡是造物界最優越的生物，而且根據這種意識形態，只要人類無法恢復正常，宇宙就一無是處。我們這時代要特別分辨下列偏頗的要素。
首先，在演化宇宙中，人類與萬物天真和諧共存的原始烏托邦是無稽之談。這種自欺欺人的信念，奠基在一神論和希臘形上學所假設的萬善萬美的天主上，反過來，它又假設原始完美的人類以及全能的神衹。
其次，路濟弗爾對權力的渴求標示著人類絕對控制狂的原生爆衝。這種衝動不是源自某種古老的撒旦本能，而是人類自身迷惘的父權投射。換句話說，我們想藉著神話和天使般的人物彌補我們無法獲得所渴望的世上權力。
第三，人類如何嘗試獲得這種權力呢？我們設想出妖魔的二元勢力進行抗爭。因此，天上的戰鬥是男性父老奪權的鏡像，採用了世俗競爭衝突策略。這種有悖常理的權力追求很快成癮並無法自拔，甚至天主也成為暴力欺壓者。
第四，驕傲和抗命成為父老所擔心的重罪。對今日所有攀附相互依賴典範的宗教來說，它們仍是主要的道德侵犯。
第五，人類的自我膨脹，就是史蒂夫‧泰勒（Steve Taylor，2005）說的 自我爆炸（ego explosion）。他們成了想要控制自己內部和周遭一切的優秀物種。造物界成為人類的玩物，就算在我們的主流科學中，這種創造機械論也頗受爭議。
第六，就人類的成長和發展而言，權力與無力的二分對立控制著並污染了整齣戲碼。絕大多數人最後都會陷入弱勢，毫無希望實現天主賦予人類的更多潛能。
最後，這就引出我為何要以
相互依賴 來命名這典範的原因。最廣義來說，相互依賴 是指那些自我形象無法健全運作的人，他們的思言行為都環繞在他人、方法、或要領上。我在本書中用這名稱來定義這種長期孩童般心理依賴的文化，它抑制或阻止人們日臻成熟。傳統上，基督宗教（其他宗教一樣）灌輸非常深的內疚和不堪當，很多人生活在非理性的恐懼他人（和天主）中，有時會是一輩子。
瑕疵的造物界
當然，這樣的教會要我們尊重造物界，主要還是敬而遠之，儘可能地避免太過介入造物界的變化過程。與地球和它有機變化過程的共生關係大體上被視為奮鬥和痛苦的；人類必須長期忍受痛苦直到最後解放到來。
我簡單地在此描述創造→墮落→救贖這三個一組的第一項元素。首先，越來越多的當代基督徒正快速地失去信賴創造這個異常瘋狂世界的天主，神學面對這種情況就需要進行實質的解構任務。全能的造物主在我們承繼的創造故事中具有濃濃的父權掌控色彩，陷入自我毀滅的權力遊戲當中任何生命，包括人類在內都無法成長或發展。
其次，越來越多的成熟信徒認為相信教會以及她的解決之道同樣難以為繼。目前，除了五旬節教派顯明的例外，各個教派都面臨人數下滑的趨勢。[5] 各個教會越來越被視為專制階級的結構，只顧自己的存活和延續，無法提供福音賦予的必要力量並真正地融入這複雜年代的生活。
墮落和救贖
因此，在當代的教會認知中出現兩項隱約可見的特徵：三個一組中兩個剩下的元素，就是墮落和救贖。想想保祿書信的團體就蠻清楚，教會有如賦予力量的團體在它們出現後就被妥協了。更嚴重的是，我們不再關注教會有如新領域（天國）的僕人和使者（「先 尋求天主的國」瑪六33）。我會在第二部分中指出，這些被顛覆的元素都需要恢復和重建。然而，我們首先需要理解為何墮落－救贖的架構如此受注目以及如何在當代神學中去解構它。
在新約中，聖保祿最先提出救贖的思維，它牢牢地將它連上象徵人類墮落的第一位亞當。保祿認為墮落與救贖同時並存。然而多數保祿書信的註釋者的大量篇幅和注意力都花在救贖上，好像墮落是既成事實，不太需要多做解釋。
在保祿看來，救援／救贖是極端複雜的真相（見Wright，2013；Ware，2019）。它仍舊是聖經學者的爭議話題，莫衷一是。以下關鍵元素與過去的理解以及未來的可能解釋有關。
其次，在這個宇宙背景下，保祿主要針對耶穌所彰顯的默西亞基督，而不是歷史人物耶穌的所作所為[6]。今日保祿書信的學術研究強調保祿猶太文化的重要，這卻令我們進退維谷，因為猶太人無法苟同默西亞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種惡意中傷。那麼保祿超越猶太信仰傳統是否有意去擁抱外邦人呢？對保祿而言，與其說十字架是表達歷史人物耶穌的死亡，倒不如是在張揚默西亞基督的悖論勝利，正如《哥林多前書》十五章3－17節所描述的：「基督照經上記載的，為我們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且照經上記載的，第三天復活了……假如基督沒有復活，那麼，我們的宣講便是空的，你們的信仰也是空的……你們的信仰便是假的，你們還是在罪惡中」？
第三，保祿所理解的罪和正義也必須從宇宙背景下去認識。保祿認為罪是挾制人類聚積的邪惡力量。保祿當時的人認為宇宙充滿著敵意，「受（猶太教）法律約束」的人很少或根本無法制服。正如致《羅馬人書》第六章6－11節指出，耶穌死亡的代價是將人類從「法律」的權下，從這種死罪的情境中解救出來。保祿相信耶穌的一生和死亡代表人類和墮落的人性；耶穌克服這種墮落，又以復活大能戰勝了它成為新生命、新人類的代表。
雖然像賴特這類的學者懇求我們要以盟約受造物的更新角度看待保祿的願景，還是很難超越保祿神學中以人為中心的焦點和緊跟著來的救贖論。人類的苦楚困擾著保祿。這也是他理解耶穌死亡和復活的重要焦點，靠著天主這獨特的救贖，舊亞當在基督內成為新人。人類世界果真可以從罪惡的困境中拯救出來，那麼造物界的其它萬物就有機會得以糾正。
從保祿回到耶穌
《福音書》對耶穌死亡和復活的看法與保祿大相徑庭。雖然重點仍放在罪有應得的人類身上，解決這種損傷卻截然不同。辛西婭‧布爾喬司鐸（Cynthia Bourgeault，2008，21）的觀察挺有意思，當西方基督宗教為彌補亞當罪過所遺留的缺陷，始終專注在救援和救贖論上，而東方基督宗教則更關注聖善生活中所需的智慧，她稱為智慧學（sophiology）。前者強調耶穌為我們所付出的是由於我們本來就是無能為力，無助的生物；後者則強調彼此的賦予力量，將歷史人物耶穌所領悟的生命作為人類改造的過程，同時暗示受到耶穌原初榜樣的啟發，我們也可在我們生活中實踐（參考Patterson，2014）。
主導受難史大半情節的不是（神性）尊嚴，而是權力。整個故事必須鋪成得頗有英雄氣魄。理想上，就像在《若望福音》，被定罪的英雄看起來不只是無所畏懼，更是萬夫莫敵。那麼，死亡就很容易變得像目的，成為英雄終極的悖論凱旋。對那些後來被召喚為門徒的人來說，仿效死亡是必要的。相對應，在大半歷史中，耶穌賦予力量的一生這原型就被淡忘了，祂的一生主要被視作大結局的準備，唯有大終局才能帶來天主的救援。
正如克羅森（1996，17－8）的提議，如果我們想要些歷史背景，可援引西元66至70年第一次羅馬戰爭做為穩固的基礎，耶路撒冷的聖殿被摧毀，成千累萬的無辜百姓被屠殺。梅爾‧吉布森的《受難記》電影生動地描繪許多與耶穌死亡相關的災難、不公正和暴力，有可能受到那段歷史悲劇啟發，就像《馬爾谷》第十四章和《福音書》其他章節的許多末世題材一樣。
「基督徒神學的一大錯誤」，聖經學者斯蒂芬‧派特森（Stephen J. Patterson）寫道：
超越失能的十字架
基督徒為何如此迷戀救贖的暴力，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該如何接受轉念（metanoia，皈依conversion）到更賦予力量的洞見和生活呢？我們能夠確定至少兩個導致贖罪心靈流行的因素。首先，人們能從受苦的天主那裡獲得安慰和力量，當他們陷入貧困或壓迫，或在個人層面上，面對疾病、痛苦和對死亡的恐懼時。吉勃遜《受難記》的賣座也清楚地說明，這種駭人聽聞的魅力如何左右人們的生活和他們對人生意義的追求。
幸運的是，人們正逐步地擺脫這種失能的相互依賴，儘管它普遍出現在基本教義派中，似乎在其他宗教中也蠻普遍的。廿世紀最後幾十年中，基督徒學者開始重視贖罪理論和它轉化為救贖暴力與高度的危險性。將傳統智慧轉換成更符合我們當代可能還不太夠；更徹底的重建，尊重天主的新領域（天國），似乎是較為實在和具有說服力。我會在第九章回到這個主題。
在加爾瓦略山和復活之間有塊閾界（liminal space），婦女在此處所進行的儀式大都被忽略。凱薩琳‧科利（Kathleen Corley，2010）描述這些喪葬儀式，包括悲傷、哀歎、抹香料膏藥和紀念的故事。婦女們不僅要承受這些沉重的痛苦，還被推向更加不知所措和幽黑可怕，在那裡首先邂逅復活。沒有這些悲傷的儀式，她們可能永遠不會理解賦予力量的復活新生！所有《福音書》都清楚表明復活在最初覺醒時是極度地恐怖。熟悉的舊世界已經完全破滅。沒有集體悲痛的支援和賦予力量，不太可能穿梭在靈魂的黑夜和賦予力量解放許諾的宇宙黎明。
基督宗教長期以來想要揭露耶穌的復活經歷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復活在大半的歷史中總被認定與耶穌屍體的復甦以及進入難以解釋的光榮境界有關。我們需要詳加分辨保祿對耶穌復活的看法。經常被引用的「假如基督沒有復活，那麼，我們的宣講便是空的，你們的信仰也是空的。」（格前十五14），卻很少引述前文「假如死人復活是沒有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格前十五13）。保祿認為復活就是拯救的普世原型，先於歷史人物耶穌的死亡和復活。[7]
耶穌果敢地為天主的新國度獻身，付出生命的代價，提前被虐致死。但我們知道這並不是終結。早期追隨者，尤其是婦女，「知道」祂還活著，實際上，強化並且還超越祂活在人間的模式。耶穌這種延續生命力被我們形容為
復活 （the resurrection）。我們不知道耶穌死後怎樣，在某種層面上，這已不重要了。[8] 出現這種原型突破，令人想起首批見證天主持久主要臨在整個受造宇宙的人（尤其是女性）。
至於耶穌復活，我建議最好將它視作為徹底生活的錦上添花。這是天主對天國的終極證明，重新贏得天主徹底臨在我們中間的整個宇宙計畫。天使形象，空墳場景，以及多次顯現所創作的宏大敘述（metanarrative），賦予早期教會論的力量，特別為那些處在困境和破壞時期的基督徒帶來希望和意義。然而，這些魅力十足和罕見的事蹟會嚴重地分散我們對信仰主要目標的注意力，絕不能因優先考量超自然力量而疏遠絕望、被動的罪人，而是應關注先知關係搖籃中產生的賦予力量，祂將生死完全委身給天主領域。只有基督徒和其他人認真堅持這一點時，我們才有希望在生活中實現復活的奧蹟和意義。從我們塵世的角度來看，只要我們在塵世的宇宙家園中實現天主的國不遺餘力，正是天主對所愛之人的辯護。
讓這典範消失吧！
信仰天主和耶穌在大半歷史中是基於戒慎恐懼的主教們長期灌輸的宗教信條，他們相信天主的旨意是要群眾服從和無知。更糟的是，這種臣服是藉著不斷提醒人們有罪和不配而獲得。數百萬人最終都成為內在壓抑的受害者。
今日，數百萬人正在拋棄這些宗教束縛，毫無愧疚和惋惜地離開。對愛批評指責的宗教人士來說，他們看起來像是把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對較為分辨的眼光來看，我以為這些信眾成熟了。在表面上，那些出走的人似乎很少是去尋求其它的替代品，我們私底下卻發現新的心靈覺醒，由於相當混亂，而且經常與許諾新的、更具賦予力量的未來混為一談。我希望本書描述的神學批判與重構有助於澄清目前正在透露的演化衝擊。
[1] Augustine,
Enchiridion VIII.27.
[2]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3, q.1, a.3, ad 3.
[3] Diarmuid
O’Murchu, Beyond Original Si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18), 26.
[4] 有關原罪的最新神學思維概述，特別是演化的眼光，請參閱耶穌會神學家羅傑‧海特神父的旁征博引（2019，113－41）。
[5] 五旬節運動經常因為在容易受騙和往往脆弱的人身上，創造心理的相互依賴而受到批評，以極為可疑的繁榮福音為誘因。有位著名的五旬節神學家阿莫斯‧楊（Amos Yong）將這運動的成就歸功於：「相反，五旬節運動的崇拜儀式和靈修體現和情性，不主要是大腦，這不僅將五旬節運動與其他基督宗教傳統區分開來，並解釋它在大多數世界的擴張」（Tan和Tran，2016，51）。
[6] 本書較早，我提到理查‧羅爾神父（2019）對耶穌和基督區別的透徹和原創的分析。根據羅爾的說法，「在保祿真正的書信中，他只有五次使用『耶穌』這名字，沒有加上『基督』或『主』（2019，196）。人們經常注意到，保祿從未提到耶穌在《福音書》形容的主要特徵，如天國的角色、山中聖訓、比喻或奇蹟。事實上，當保祿提到福音時，他唯一在乎的是默西亞耶穌的死亡和復活，需要以原型的方式（具有全球的意涵）來理解基督，而不是經常從封建的角度去理解。然而，保祿對封建的立場也相當複雜，可在克里斯多夫‧史坦力（Christopher D. Stanley，2011）的簡編就明瞭這一點。
[7] 值得記住的是已經提過理查‧羅爾在個人的耶穌和普世的基督之間所做的區別：「基督是天主，耶穌是基督在時間上的歷史顯像......與其說天主藉著耶穌進入世界，更好說耶穌是從已經浸透過基督的世界出來的"（2019，15，18）。
[8] 這顯然對那些編纂關於耶穌復活的詳盡論文的人來說確實很重要，例如賴特的《天主子的復活》（2003）。這本書有七百多頁，評論關於耶穌復活的解釋和意義的廣泛學術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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