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林‧帕金森（Lorraine Parkinson）
耶穌和保祿的願景是以博愛和真理為基礎，組成極其包容、弱勢團體的活力網絡，已經被制度的堡壘所取代，以恐懼天主審判為要脅，竭力排除反對者。
韋斯‧霍華德－布魯克（Wes Howard-Brook）
先前的典範是以三叉尖的創造→墮落→救贖來進行，而我命名的帝國路線則有五項關鍵要素：創造→以色列→耶穌→教會→末世。在這框架下，猶太宗教是主角。在第一個典範中則黯然失色的《希伯來聖經》（舊約），在這觀點中頗具特色。
我們在這裡還會默認造物界的美善，在某種程度上，它是藉由以色列領土的選民，與天主建立互動的關係。然而，我們馬上會看到，以色列的不只是代表土地，領域，或政治立場而已。
造物界：天主本身的起點
宗教故事始於創造的敘述，故事的創意情節大都受到人類介入的干擾和扭曲。競爭、暴力、和對立衝突節節升高，並在很短的時期內，原本聚焦的造物界讓位給問題叢生的人類處境。受造物的榮耀被人類出軌的羞恥所取代。
今日，我們在許多當代的科學中看到恢復地球的渴望。自從小林恩‧懷特（Lynn White Jr.）挑釁地說宗教是負面看待造物界的主要來源（特別是基督宗教），我們理會到不只是基督宗教造就我們破壞地球（和對整個造物界），這種影響力其實也出現在其他許多宗教傳統中。好幾世紀以來，類似的輕蔑態度充斥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討論中。優先考量人類似乎已到了唯有人類才重要的地步。造物界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
以人為中心的優越感留給我們一個遭受破壞和褻瀆的地球，現在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的生存。種種的證據顯示，沒有充滿活力和蓬勃發展的地球，人類難以有尊嚴和理直氣壯地生活在宇宙－行星的生命網絡中。
我們離天主創造我們成為地球人的神學旨意就只差一小步，我們藉由重新連結地球的生命就重新獲得並且重申我們真正的意義。然而我們現在與地球失聯是名符其實的流亡人民（更多在Oliver，2020）。
猶太－基督徒的故事是以創造的敘述開始（特別在《創世紀》第一章），「天主看了認為好」的頌讚就出現了七次。根據凱倫‧阿姆斯壯（1996，16）的說法，「聖經作者們認為，自然界不是無生命和死的。它享有天主的能力，充滿生命，享有完整不可分割的尊嚴。當天主祝福地球，祂賜予植物、動物、飛鳥、魚和人類的繁殖能力，這樣它們也能以自己的方式創造。」
天主與人民訂立盟約的核心是為了妥善保護肥沃土地的恩賜。然而，人類隨著亞當和厄娃原始神話的開始就將土地轉變成爭奪的戰利品。從那時起，猶太－基督徒的變得越加暴力和剝削。佔有慾篡奪了恩典，而且根據韋斯‧霍華德－布魯克（2010；2016）的說法，帝國的意識形態吞噬了創造的神學。
長期以來，神學一向強調父權造物主的無中生有。祂確實是全能的，在祂以前沒有任何存在。祂是男性全能統治者的理想投射！然而像爾根‧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凱薩琳‧凱勒爾、萊爾‧達布尼（D. Lyle Dabney）、惠特尼‧鮑曼（Whitney Bauman）和李孝東（Hyo-Dong Lee）這些神學家致力恢復《創世紀》中充滿著非常微妙和創造的生命力。在當代這樣的理解下，創造並不始於聖言而是神靈。因此，「上主的氣息」，神靈的風持續不斷地為我們產生極具創造力的宇宙。
在神靈的大能下，聖父道出創造的聖言。凱薩琳‧凱勒爾特別在她具有里程碑的《深淵的面容》著作中（2003），優雅地解釋這種生生不息的能量，創造的神靈是 從深淵中創造，而不是
無中生有。正如我在以前的作品（2011）中強調這種的洞見不是讀者最初想像的那樣原創。其實原住民早已知道好幾個世紀，偉大神靈是他們扼要表述的神祇。
以色列的象徵
這項新的安排，後來被稱為與以色列訂立的盟約：
1.
（被選）的福地高於所有其他民族。
2. 天主藉亞巴郎經過達味，然後到耶穌一脈相傳的父權，完成拯救。
3. 這項偉大的「皇家」委任，確認新約時代男性主導教會的概念。
對許多基督徒學者而言，以色列象徵唯一的真主，這位父權統治神祇揀選子民和以色列領土作為磐石，以傳達天主給其他所有百姓和民族的救援和解放。在這天意下，儘管經常提及土地和它的富饒，只有人類才是重要的。天主揀選以色列後，採用它的父權統治者（尤其是君王）來傳達天主救贖計畫，當這些君王們最後都一一失敗後，天主的唯一聖子耶穌就成為履行這項拯救的人。
以色列和耶穌
耶穌捨棄自己許多的猶太信仰與文化，更準確地說，祂選擇超越它們。[1] 祂想要以更寬廣和更具包容的框架來建立替代的家庭，在面對自己血親關係似乎還蠻緊張的。耶穌藉由宣報和體現天主的新領域，祂重新創造在地若天就是《福音書》的天國，直到現在大家仍在分辨它更豐富的涵義。
福音聖史們試圖將耶穌形容為天主君主的忠實僕人，早期教會幾次大公會議（特別加采東Chalcedon，尼西亞Nicaea，和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更以 全權、全能、全知、無限
和 無罪 等形上殊榮裝飾這幅圖像。他們採用當時的大眾信念善意地認為天主對人類的旨意以及天主的默西亞救援主要是透過那些天主在世的君王代表。整個廿紀下半葉的學術界對這種帝國樣板加諸在耶穌身上，並以這種帝國基礎來解釋默西亞的期待越來越覺得有問題，正如韋斯‧霍華德－布魯克（2016）、洛林·帕金森（2015）、斯蒂芬‧派特森（2014）和約翰‧謝爾比‧史邦（2016）等不同學者闡述的那樣。
基督論的不同內涵正在演變，強烈地渴望擺脫早期的帝國主義。還有越來越相信關鍵不在耶穌的天主性而是人性。看來，耶穌拒絕帝國所有的立場以便在地上展露出天主的人性面容。與基督論同調，是渴望重新審視宗教認為耶穌是叛逆、先知人物的看法。我們能否還能繼續假設耶穌循規蹈矩地遵奉傳統宗教，如同當時大多數猶太人一般？或是其他更能符合耶穌的願景的當代分辨，領我們轉向天人之間建立賦予力量的夥伴關係？
加入教會
公議會的主教們實際上把道成血肉限縮在歷史人物納匝肋人耶穌的單一事件上，也把耶穌和祂母親瑪利亞塑造成帝國常例的仁慈典範。遑論君士坦丁大帝生前或臨終有無信仰的不確定，他爭奪獨裁者的無情和血腥是罪證確鑿。他的主教們發展出一套明確的基督論，宣稱耶穌是天主的唯一獨生子，即使不是公然合法化皇帝的旨意，無疑是種神權認可。在普遍父子代代相傳的假設下，整個羅馬教會申明耶穌是天父獨生子就變得更易於理解。（勞蕾爾‧施耐德（Laurel C. Schneider），「不加區分的道成血肉Promiscuous Incarnation」，載於Kamitsuka，2010，241）
事實上，我懷疑這是十六世紀特利騰大公會議（1545－1563）後才出現的不幸扭曲，延續至今。在特利騰公會議以後，剛剛被分割出的天主教成為獨特的宗派，開啟了神職年代，依法治理，面對外部的任何挑戰凸顯大量的非理性恐懼。特利騰公會議以後，扭曲和失能的演變形成今日仍可見的四種獨特類型：權力、敬禮、異端、和利他主義。
神職權力
為此，特利騰大公會議擬定出強有力的結構和監管體系，藉以維護唯有天主教才能傳達的唯一真理，並且創造出超級主管級人物，四個關鍵字來形容很恰當：男性、白人，獨身，神職。
男性。忠於亞里士多德的人類學，加上聖多瑪斯的背書，只有男性被認為是完整的人，具有天賦的理性智能。另一半，女性，不能也不該擔負起教會未來的重大責任。
白人。當時，西方白人世界，主要是指歐洲，被認為是地球上唯一文明的地方。先在美洲進行殖民，隨後幾世紀會蔓延到其他大陸。特利騰公議會的願景與殖民主義攜手並進。
獨身。由於天主被認為沒有性別，那些真正代表神祇的人必須也是無性別的。但是獨身狀態有更細微的差別，表示與天主有同樣的聖潔。司鐸被授予神祇（或者至少，類似神祇）的地位。
神職。基本上，這意味著具有天主同樣的權力。因此，唯有神職才有資格代表天主發言，並在地上真正代表天主。[2]
公共敬禮
那些握有權力的男性、白人、獨身神職主要是靠著延續讓人滯留在被動、感到不配，聽命和順服的某種敬禮主義來行使權力。這種敬禮主義藉由許多運動蓬勃發展，其中廣為人知的是楊森主義。[3] 原罪被強調成全人類的主要困境，迫使人類陷入長期的墮落和罪惡狀態，唯有靠著補贖和祈禱來改善，希望能夠彌補耶穌因缺陷的人類所造成的殘酷痛苦。
這些敬禮的主要癥結在永遠都不夠。人懺悔得越多，就越感到不配和不適，因此，不斷地添加額外的努力。幾乎無可避免的，人們開始將需索無度的暴虐天主內在化，祂絕對不會施予救援所需的恩典除非我們日夜不停的轟炸祂。
異端和唯一真理
在特利騰公議會以後，任何反對教會或偏離教會訓導就自動邊緣化。不容許有反對或其他意見的餘地，更不承認有過百家爭鳴的早期信仰。唯有一個真理，並且只有一種認識和接受真理的方式，那就是通過教會的訓導權。
神學家只是聖統制的喉舌。神學全部保留給司鐸和那些接受司鐸培育的人，這項規定雷厲風行直到廿世紀的下半葉。它在1970年左右開始鬆動，當時天主教神學家估計5%是平信徒；今日則估計在60%左右。
道成血肉的利他主義
在修會當中，一直沒受到正視的是女性修會團體運動。西元1298年，教宗博尼法尼烏斯八世（Pope Boniface VIII）在頒布《危險Periculoso》指令中規定比先前要求西方教會隱修院修女還要嚴格的新標準。這項指令反映當時恐懼女性天生就比男性更熱衷於性的滿足與性慾。在西元1311年的維也納公議會，教宗克雷孟五世（Pope Clement V）將《危險》指令擴及至貝格（Beguines）平信徒婦女團體、第三會（Tertiaries）等非正式的度獻身生活的婦女。後來，教宗庇護五世（Pope Pius
V，1566–1572）宣布隆重願（solemn vows）以及嚴格區分所有修女團體的宗座禁區（enclosure）。十六和十七世紀卻出現新一波的女性修會，例如聖安吉拉（Angela
Merici），路易斯‧德‧馬里拉克（Louise de Marilac），瑪利亞‧沃德（Mary Ward），和瑪麗‧麥姬洛（Mary McKillop）等先驅人物，但這種禁區從未被撤銷。她們針對窮人和邊緣者的人道和使徒需求展開一系列的服務，後來發展成今日世界各地我們熟知的教育體系和衛生服務。
儘管歷史學家習慣紀錄那些英勇見證者，大都是在男性的傑出表現和他們的人力和資源管理，然而屬於基督信仰更複雜、更隱蔽動力的內在真相則是由凡夫俗子所開創，婦女扮演著核心角色。在早期基督徒年代，甚至早在脫離它的猶太根源以前，普通婦女的影響力在家中與家庭中舉足輕重。雖然聖殿和會堂大都掌握在男性手中並延續父權的一脈相承，[4] 家庭（oikos）是由女性主導和主持。在鄉野的加里肋亞，這是早期猶太會堂聚會的場所。耶穌與門徒經常在這些婦女主導的家庭中擘餅，幾世紀以後，才改由男性家長。在這些家庭中，出現最早的基督徒信仰並蓬勃發展。很有可能，藉由家庭模式的重新發現，廿一世紀的教會將重新蓬勃發展。
末世論：幻滅或實現
但是，世界並未終結。其實，從早期的年代就已出現許多世界終結的預言，最後都是虛驚一場。即便如此，天主重返地球執行最後審判依舊是許多基督徒信經中的信條。基督徒傳教士和教理老師仍在提倡末世終結，[5] 我們很多的禱詞仍然提到「第二次的來臨」。根據聖經，我們搖擺在世界末日和末世從天而降當中，前者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終將消失殆盡，後者則是人類將居住在新天新地。
習慣字面理解聖經的基督徒依舊堅信最後的終結。那些更深度反省的基督徒以及對自己信仰保持批判態度的人則徹底拒絕。較有見識的基督徒接受聖經學學者約翰‧多米尼克·克羅森（John Dominic Crossan，2010）的挑戰，亦即我們需要擺脫等待天主介入的概念，支持天主等待與我們合作的說法。
[1] 在《致希伯來人書》中，我們一再被告知，耶穌和祂的福傳體現的新盟約遠遠超過先前猶太人的盟約：希七22；八6－13;9；九1－20；十16－29；十二18－24；十三20。
[2] 在這裡，我們需要注意司鐸職務與神職主義的區別。從早期基督徒時代，認為司鐸職務是「上主僕人的僕人servus servorum Dei」，服務是明確的優先事項。神職主義與權力有關，因此與司鐸服務的觀念背道而馳。當代基督宗教，特別是天主教，別指望能解決它的濫用危機，直到重新調整這種區分。
[3] 楊森主義以荷蘭神學家科烏尼斯‧楊森（Cornelius Jansen，1638）命名，是天主教17和18世紀內部的獨特運動，主要在法國蓬勃發展。它強烈重視原罪、人類墮落、天主聖寵和宿命的必要。雖然教宗依諾森十世在1653年和教宗克雷孟十一世在1713年明確地譴責，當時卻受到許多天主教領袖的贊同和支援，也影響了其他基督教教派。
[5] 值得注意的是聖經學者湯姆‧賴特（2003，26）的觀察，「末世」這字在新約研究中至少有十種不同的含義。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