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3日 星期五

七. 創造如分娩


 

相信身體是有病、痛苦、罪惡或錯誤的社會……
會以否定身體的態度創造許多社會機構，
不僅破壞人類，植物和其他生物，更破壞地球本身。

保拉‧岡恩‧艾倫（Paula Gunn Allen）

天主的神靈賦與世界生命氣息，寄居在萬物中，
點燃愛的火焰，鼓舞先知，並使大地煥然一新。

伊莉莎白‧詹森

 

 

凱薩琳‧凱勒稱為 深淵 的原始深處，具有欣欣向榮的傾向，銘刻著演變成形（becoming）和蓬勃發展的流動狀態。聽起來，創造不就是蓬勃發展、欣欣向榮和更趨複雜嘛。這種洞見也開始質疑原始創造者天主的說法：我們需要這樣的假設嗎？演化過程充滿意義不就足夠了嗎（我們在下一章中會討論）？我們發現創造如分娩的說法或許比我們精心設計出一位傑出父權男性的教義更令人信服和有說服力，那些教義竟然經常被用來證明和驗證父權的統治和控制意志。

本章有兩個重要洞見：（1）神靈需要形體以便表現和建構祂活力的存在，（2）我們將天主設想成偉大的分娩者，而不是無中生有的男性父權造物者，天主造物主就更具有演化的含意。

身體與體現

我們現代世界被過度簡化的身體認知愚弄了，宗教卻一直左右著這種狹隘的觀念。聽到「身體」這個字時，大多數人立刻假定是指我們人體，被大眾視為宇宙演化最先進的體現。這種優越的地位主要得力於亞里士多德，他認為被賦與靈魂的人體遠高於其它形式的所有體現。而且大多數人以為其它形式不如人類，特別是動物。

整個廿世紀下半葉，社會和生理學科對身體非常不同的理解開始浮現。宇宙本身被視為體現的基本平台，所有其它生物從中獲得它們形體的完整，包括人類在內。顯然，這不再是古典科學所攀附的機械論世界觀，而是量子物理學較為支持的有機觀點。在此，宇宙和所有其它有機體都從創造真空演化而來，都是孕育能量的生成結果。這些結果與其說是（形上學的） 實有 （being），不如說是成形 （becoming）的過程，不只是物理或生物的實體。

有些哲學家已經接受並重新闡述接踵而來的挑戰。大衛‧阿布拉姆（David Abram，1996；2010），主要依靠莫里斯‧梅洛－龐蒂的人類學（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年），為這新方法提供了寶貴的概述：

我們人類透過演化的直接和間接網路關係，與 其它 有機體都有身體的互動。此外，不只其它動物、植物和較簡單的有機物促成獨特的人類生物，而且流動的海洋、由土壤構成的岩石，和山脈高脊聚集的雲層也通通出過力。這些星球結構不在人類生命之外，好像我們正巧寄居的世界，可有可無。相反，它們賦予我們生存的構成力量，也是我們所有行動的秘密盟友、圖騰指南。它們聚在我們內，也在我們遭周；它們構成更廣泛、更深的生命，我們身體是其中的一部分。（Abram，2010，77 - 78）

傳統上，肢體以外的一切都被我們歸類為靈魂的心靈力量，一度還被認為是天主的介入將生命力傾注在生物體內。在此，我們見識到難以擺脫的神聖與世俗二元對立。今天的長期挑戰是理解並善待所有現實的基本神聖性。靈魂的說法不再有用或恰當了；神靈 才是我們需要關注的現象。

萬物有靈，正如幾位當代神學家（如馬克‧華萊士Mark Wallace、鄧尼斯‧愛德華茲Denis Edwards、李奧納多‧博夫、約翰‧豪伊John Haughey、伊莉莎白‧詹森和莎莉‧麥克法格Sallie McFague）所勾畫的。上一章提到，這是創造的永恆能量，無始無終。所有生命形式，從浩瀚宇宙（多重宇宙）到亞原子粒子，從基礎細菌到人類生物體，都由這生命能量生出並演化。在科學上，正是這基礎資訊（the underlying in-formation）聰明地和創造地塑造所有生命（更多在Currivan，2017）。神靈是創造和維繫的強大催化劑，比傳統的創造者天父更為原始，祂的創造大能也是偉大神靈賦與的。然而，儘管這種創造高貴優雅，神靈的創造力似乎得借重形體來斡旋並助長這種創造潛能。只靠自己，神靈似乎毫無成效。正是神靈傾注在所有血肉的人身上時（宗二17），新生、創造和希望才得以全面開展。瑪格麗特‧法利（Margaret A. Farley，2006，130）寫道：「無論神靈是如何超越，必須也是形體，因為它們是親密合一的。」

這種肉身一體格外有意義，我們發現到肉身（flesh）在希伯來語的 巴薩爾 （basar）與聖保祿使用的希臘語 薩克斯 （sarx）不同。儘管後者表示罪惡的傾向和行為與神疏遠，但 巴薩爾 的「主要涵義來自地球生物構成的物質……它可以指身心個體的人，親屬或親戚（我的血肉），或全人類。除了人類，它可以指動物，食用或犧牲的肉，更可推到所有生物」（Johnson，2018，162）。[1]

創造的神靈不只要淨（聖）化肉身，或者更糟糕，渴望它最後毀滅和淘汰。恰恰相反，神靈正是要借重肉身（巴薩爾basar）鼓舞和賦予力量，啟動創造力，照亮我們生活、行動和存在的奧秘。世界原住民似乎擁有這種對人類來源完整、宇宙、跨個人最古老的認知以及他們將神祇視為偉大神靈，我先前作品詳細探討這主題（O’Murchu，2011），將在這本書最後一章簡單地回顧。

創造的分娩

新生命和它的無限希望是如此的基本，人們開始理解天主的創造為何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然而家長作風、父權的描述不再適用，它會破壞原本屬於偉大神靈創造的賦予力量。其它比喻的命名對我們更有幫助，也就是天主有如偉大分娩者。在創化神靈的賦予力量下，天主的生命力不斷地在世界孕育出恆星和星系、行星和細菌、花朵和人類。

所有信仰傳統的密契者對於分娩這比喻向來津津樂道。經常被引用的是埃克哈特大師（Meister Eckhart）的幻想：「天主整天在幹嘛？天主在生產。天主從永遠就躺在產床上分娩。」[2] 基督宗教如果採納過這個比喻，而不是天主像君王、統治者、判官等流行比喻，那麼我們今日會有完全不同的神學，更加符合廿一世紀的神學覺醒。

當然，分娩的比喻是比較女性化，具有濃濃的女性和母性色彩，這無疑是具有肉身的。母親的懷胎九月就是首先證明，體現（embodiment）對新生命的誕生是多麼重要。儘管無中生有的創造表示高高在上的天主超脫整個造物界肉身成形的過程，天主分娩的比喻卻包括感官、內臟、情慾和生殖的種種一切。這個圖像更符合基督宗教的天主與我們同在（Immanuel），天主深切、慈愛和無條件地寄居在每次的懷孕和出生的重大突破中。

這種分娩也與維持演化不斷更新的覺醒產生共鳴，並維持、保護和促進所有健康、善良和富饒所需的營養。儘管分娩在生理上經常透過產婦，而養育得仰仗強大的團體。許多文化都知道「靠整個村落養孩子」的格言。正如靈長類動物學家莎拉‧布拉弗‧赫迪（Sarah Blaffer Hrdy，2009）指出，這種養育不僅表示愛和關懷，而且成為心靈印記的基礎，人類的基本設定是與其它有機體的合作、團結。

超越一神論堅持創造者天主是從上而下治理、控制、和掌管，但在共同演化基礎上，分娩的天主則屬於圓環、發育的合作圈圈。神學家彼得‧霍奇森說，「天主是照耀的光明，綻放的聖言，溝通的理由，堅持的愛情，解放的自由，揭露的啟示，存在的根源。」他繼續說，「天主是世上無法掩藏的事件，存在的新意義和新可能由祂創造……天主既不是世上的實體，也不是世上以外的實體，而是使世界存在的啟示－溝通－解放事件－過程－力量」（Hodgson，1994，132）。

在這裡，關鍵的力道是賦予力量，而不是父權。重點不在造物主能夠獨自完成，而是靠其它的合作過程，其實是透過整個宇宙和行星生命網路。因此，《若望福音》十五15中簡單明瞭地聲明：「我不稱你們為僕人，而是朋友。」

基督宗教創史以前，道成血肉已經在宇宙行星生命中全面地蓬勃發展。道成血肉就是體現。身體是偉大分娩者用來轉化神靈賦予能量的主要有機體。[3] 自古以來，整個造物界使用軀體，所有形體都是天主分娩的活生生啟示。

誕生耶穌

整個基督徒世界，耶穌的誕生被貼上許多神話、儀式和習俗。大部分都可追溯到更古老的根源，通常被形容為異教或原始的。事實上，這種象徵主義相當複雜，常常跳脫聖經學者和神學家的理性分析。

耶穌聖嬰故事向來依字面來解釋，從而破壞了傳奇的豐富象徵和比喻。正是因為講故事的人（以及後來的作者）敘述天主創造的獨特誕生，誇大其辭是這類說書的特性。然而，這種背景被嵌入在平凡中是因為非凡與平凡可整合到永遠無法被理性推理充分地理解或描述的。

值得注意的是耶穌誕生故事背景中的某些微妙特徵。隨著幾個關於起源和開始的神話故事（例如，歐西里斯Osiris是古埃及神話中的冥王和法老的守護神荷魯斯Horus；古希臘神話的至高無上天神宙斯Zeus和酒神戴歐尼修斯Dionysus；據說是波斯的神聖緣起的米特拉Mithra；和印度的密特拉Mitra人），耶穌的誕生也被認是非凡的，有天主的奇蹟般介入。這種干預慣由天上的神明，通常是天使，經常帶有天人二分的傾向，天主顯然擁有特權。自然世界（如牧羊人）和人類的非凡權勢（如三王）兩者被刻畫向神祇的新立君王形象臣服。天主這種干預通常透過男性，在孩提時就有神奇的超人能力。就這樣，我們繞過並試圖顛覆瑪利亞是非婚懷孕，因此耶穌會是私生子的固有信念（見Schaberg，1987）。

我們在此遇上君權的復辟。儘管神靈真有生育力，基督宗教通常以天主派遣祂的愛子來形容道成血肉的故事。在帝國的框架下，神靈被顛覆了。此外，誕生的體現有不少缺陷。隨著歌頌瑪利亞的童貞和天主介入而受孕，而不是世人的交合，肉身的脫離就出現了，造成婦女和地球悲慘的後果。耶穌被描繪成天使般的超人，而不是天主徹底沉浸在人類情境下的象徵。

瑪竇和路加聖史的聖嬰故事仍然保留些原貌，較尊重真實和世間的背景。不幸的是，這些特徵經常被用來支持閃族（反猶太人）的言論：「衪來到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人卻沒有接受衪」（若一11）。按猶太人熱情款待（hospitality）的特質，即便耶穌是非婚生的，仍有可能出生在猶太家庭。若瑟會為瑪利亞擔當責任。即使祂是私生子，仍會像其他新生嬰兒同樣受到溫暖、愛和呵護。

十之八九，耶穌不是出生在某個山洞裡，也不是「在客棧中為他們沒有地方」的受害者，如路加福音第二章7節所描述的情況。在緊急情況下，瑪利亞必然共用通常安置牲畜的一樓，經常用來接待那些不速之客。因此，聖誕馬槽中出現牲畜的確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耶穌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和地球處境中降生在世。天主體現是人類和塵世的核心。

就算平凡與非凡相輔相成，更好理解成原型，而不是天主介入的後裔。瑪利亞以希臘文的 parthenos 被描述成童貞女，但按照瑪竇聖史引用《依撒意亞》第七章14節則是希伯來文的 almah。如果依撒意亞先知想說的是童貞女，他會使用betulah 這字，而不是 almah。Betulah 經常出現在《希伯來聖經》中，而且這字在聖經和現代希伯來話中，是唯一表達性純潔的字眼。[4]

福音記載瑪利亞被稱為貞女，從生物學的觀點，意思是她的處女膜尚未被穿透，因此她從未與男人發生過性關係。然而，正如許多釋經者指出以及上述，我們在描述瑪利亞的童貞時，遇上希臘文 parthenos 和希伯來文 almah 相混的局面（見依七14）。後者與生理的童貞（biological virginity）無關；而是表達適婚年齡和卓越特質品格的年輕女性。神學家伊莉莎白‧詹森則忠於童貞更古老和原型的含義：「童貞女是成為自我，自由、獨立、沒有從屬，沒被剝削，從沒被抑制的女性」（2003，239）。

學者們認為 almah 是指育齡的女性，並不意味著童貞。然而，從原型角度來看，這字的意義更寬廣、更複雜。童貞原型具有強烈的內在焦點。她在心靈上被導向並更嚮往內心的世界，而不是外在領域，然而，這內心的深處是整個造物界，從巨大的宇宙星系到微小的亞原子粒子，各個層次生產的豐富資源。特別是女性，原型代表生殖能力，不受限在親密的夥伴、母親角色或育養孩子。[5] 童貞（或少女 maiden）代表分娩、魅力、開端、伸展、新開始和的許諾和誕生，以明月為代表。以原型來看，是她孕育一切受造物，從宇宙星系到最小的細菌。

分娩持續著

即便耶穌也得屈服於分娩的過程，無論在婚姻內或婚外都得透過人類的交合。新生兒的滋養是靠一系列形體生物的促成，原型上以瑪利亞，若瑟，天使，牧羊人，君王，以及一群不具名的猶太朋友和鄰居為名。和所有分娩一樣，天上歡欣鼓舞，地下也跟著跳躍。

我們完全無從得知耶穌如何長成的早年歷史。再次將祂落實在文化與環境的形體關係上，祂會是一位 teckton （木匠），很有可能參與像大城提庇黎雅（Tiberias）和塞佛瑞斯（Sepphoris）的興建。祂後來與洗者若翰的關係可能暗示心靈追尋者正探索著其他體現信仰和心靈的方式。祂最後與若翰的克修生活分道揚鑣並選擇與娼妓、稅務員和罪人建立極具高度爭議的關係，造成至今仍在摸索賦予力量的體現形式。

儘管聖保祿的教導和書信非常複雜和他一生明顯地期待著世界終結，他繼續分娩和體現耶穌賦予力量的使命。[6] 他將這使命展現在許多小型流動、靈活和創造的 教會 （ecclesial）團體中。而且從這些萌芽的基本教會團體（BECs）發展出基督徒是世上基督奧體的觀念。現在，分娩和它的持續體現成為我們人類的責任，我們卻一敗塗地！

幾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為期待世界末日所困擾。我們不停地問：「天主（或耶穌）何時會再次介入並拯救我們？」我們對死亡和懲罰以及天主回來最後審判完成一切充滿恐懼。可悲的是，竟有這麼多人仍蒙蔽在如此瘋狂的說法中。

除了我們有可能摧毀我們自己物種的重大災難外，是不會重頭來過，也不會有天主審判，更不會有「世界終結」。耶穌的到來原本就不是天主介入（我們會在下一章中看到）。相反，祂是人類道成血肉更加成熟的演化旨趣。而且這種新的道成血肉是指我們（人類），而不是指天主或耶穌。

在他許多著作中，聖經學者約翰‧多米尼克‧克羅桑以這句話強調我們所面臨的挑戰：「當我們期待著天主介入，天主其實正等著我們的合作」（2010，89－90）。天主孕育生命和我們被召選成為分娩天主的共同分娩者，與期待天主的介入毫無關係。耶穌的一生已經留給我們不同的參與品質，是合作而不是永遠期待著天主救援的被動收受。

與天主創造的所有受造物一起，我們受到天主神靈的祝福和活化，這是天主對萬物最重要和基本的禮物。在神靈的力量下，我們接受分娩、更新地球面貌的任務、不斷地關心和回應神靈的演化旨意。作為與天主我們分娩者的共同分娩者，我們接受並給予，合作致力於耶穌在天國福音策略中為我們所樹立的典範（在第九章中進一步探討）。

治癒受創的軀體

幾個世紀以來，神學並沒有妥善地處理過體現的分娩（the embodied birthing），這種特徵是天主造物界各個層面上的創造過程。由於這項疏忽，為我們留下一系列的反常形體，吶喊著治癒和完整。遍及整個地球，無論在貧窮還是富裕的國家，痛苦纏身，明顯地受到暴力、戰爭、貧困和壓迫摧殘破壞。在許多這類案例中，人身的痛苦其實是地球受到摧殘的苦果。當我們褻瀆造物界的形體，同時也傷害到自己。兩種形體的表達總是緊密地相連。

對我們星球上那些暴露在戰爭、壓迫和父權統治暴力下的人來說，人類能夠忍受痛苦的程度相當驚人。為求生存，他們知道必須忍耐，而且會容忍到經常不知時間的長短。對我們生活在相對和平與繁榮的文化的人來說，忍受痛苦（而且經常是壓抑的）可能會留下更深的疏離爛攤子。兩個相關的例子是身體的健美崇拜以及身體的美容整形手術。

1979年，羅徹斯特（Rochester）大學史學家克里斯多福‧拉許（Christopher Lasch）出版的暢銷書《自戀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診斷出似乎蔓延全美各個角落的病態。在拉許的定義下（取自弗洛依德），自戀狂在抑制憤怒和自我憎恨的驅使下，逃進鋪天蓋地的自我欺騙，利用他人來滿足自己，即使渴望得到他們的愛和讚賞。這種自我陶醉的文化（經常被描述為猖獗的個人主義）以許多方式出現，其中包括化妝品和服裝流行時尚高的度商業市場化，餵養似乎對身體貪得無厭的渴望。

同樣的饑渴更表現在身體美容越來越多的整形手術。2017年，美國進行過近180萬次整容手術中，前五名如下：

•           豐胸（300,378例次手術，比2016年上升3%）

•           抽脂（246,354例手術，比2016年上升5%）

•           鼻子重塑（218,924例手術，比2016年下降2%）

•           眼瞼手術（209,57例手術，與2016年大致相同）

•           拉肚皮（129,753例手術，比2016年上升2%）

單單在美國，2018年估計就有1800百萬人受過整容手術，總值達86億美元。佩雷拉、馬龍和弗萊厄蒂（2018）強調，通常沒被報導的是接踵而至的複診支出。在文化和神學上，人們問：為何成千上萬的人對自己的身體如此不滿？即使是那些重視形體信仰的基督徒，不滿身體似乎相當普遍。我們對身體的「不－安心」有多少是我們物種與地球形體嚴重脫節的結果，在有機體上，數以百萬的人似乎不再接地氣了？

儘管這種對身體以及個人自我膨脹的過度憂慮受到廣泛的注意，也經常受到批評，但似乎還需要更深入地分辨。我們多少能夠證明對壓抑身體慾望的反彈可追溯幾世紀，甚至幾千年？我們基督徒繼承廣泛地被文化和宗教採用的哲學人類學，但這項遺產經過仔細研究嚴重地破壞更為健全的人類。

農業革命（大約在1萬年）以前，我們人類的身體似乎過得比較落實和接地氣，貼近地球上的有機體，隨著生活的自然節奏流動，感官愉悅的親密，優游在性快感中。克里斯多福‧博姆（Christopher Boehm）的《森林中的等級：平等行為的演變》書中寫道：「對遊牧生活部落的覓食者來說，這種平等主義取向似乎相當普遍，暗示政治平等主義相當的古老」（1999，69）。在舊石器時代，我們許多最基本的價值觀，如擁有權和私有財產權，並不存在。沒有酋長，沒有老闆，沒有頭目，也沒有員警。沒有金錢，有母系的親屬關係。那崇拜至高無上父權的一神論尚未發展出來。

靈長類動物學家莎拉‧布拉弗‧赫迪寫道：「幾乎各地的狩獵－採集者都以強烈的平等主義而聞名，不遺餘力的淡化競爭，以防止毀壞社會的結構，自動地迴避、羞辱、甚至放逐或處決那些以吝嗇、自誇和反社會行事的人」（2009，20）。人類合作能力領域長期被忽略（可能被壓制）是值得深究的。在我們這個時代，馬特‧萊德利（Matt Ridley）1996年出版《美德的起源The Origins of Virtue》掀起新一輪的研究風潮，隨後廿一世紀初年湧現大量的新作，其中許多是嚴謹的科學作品。包括2009年赫迪的作品《母親與他人》；廣受好評的《同情文明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2010），傑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強調我們這個時代同理心和熵的共同演化；弗朗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的《同理心時代The Age of Empathy》，追溯我們某些動物和靈長類祖先的合作特色（2010）；克里斯多福‧博姆的《道德起源Moral Origins》（2012），認為古老的徹底平等主義形式支撐著我們的道德良知；撒慕耳‧鮑爾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合著的《合作物種A Cooperative Species》（2013），提供合作和利他關懷如何在我們物種中演化的遺傳學術分析。

相對於一神教的嚴酷道德判斷，我們的狩獵－採集祖先保持著個人和人際互動的融合和創造力令我們汗顏。他們的人類學與我們截然不同，認為人體運作在更深的道成血肉的尊嚴中。隨著古典希臘哲學的出現，特別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情勢轉向負面。對他倆來說，至關重要的是人類與其它東西的區別，尤其是與動物。對希臘人來說，這個重要的區別要素是 靈魂，它成為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 理性 中心。

這種對理性的強調不只是人類的天賦而已。亞里士多德說，這還是天主的特質：「人類是唯一站立的動物，因為它的天性和本質是神聖的；最神聖的功能是思考和聰明」（動物部分De partibus animalium，IV.10，686a，27/29）。在《尼各馬可倫理學》和《動物》第三部分，亞里士多德廣泛地描寫人類的繁榮和所享有的幸福（eudaimonia）。事實上，他認為人類是天主的形象（imago dei）。乍看之下，令人印象深刻，過去兩千年裡獲得哲學家們的全力支持。

然而，這些說法的微妙處需要關注得更仔細和分辨。例如，許多希臘教父（受到亞里士多德的啟發），天主的形象 寄居在沒有性別的靈魂裡，沒有完全在人的身軀中，而且在男人身上比在女人身上更多。不能像許多註釋者解釋那樣簡單地將這些偏見推卸給亞里士多德當時的生物學和文化。基督徒世界兩千年的大半時間中，向來以字面去解釋亞里士多德的說法，而且他在士林哲學中依舊享有崇高的地位；這就是大錯特錯的地方，造成幾個世紀以來種種的壓抑，現在以一系列混沌、混淆和破壞等人類脫序行為釋放出來。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天生具有四種基本特徵。我們是 自主的，按形上學，人人都獨立自主；[7] 我們 有別於 其它物質受造物，並且勝過它們；我們 被賦予靈魂 使我們與天主聯繫在一起，這是其他受造物所沒有的；加上我們是 理性的，具有靈魂的實有，我們按天主賜予理性做人處事。

亞里士多德以男性為主要對象，提出這種形上人類學。女性是設計不良的男性因而不足為道，這種令人遺憾的醜化在1500年後被聖多瑪斯‧阿奎納所採納，這種厭女偏見依然困擾著世界上許多各大宗教。但是，亞里士多德複製中最為貶抑的，向來很少（如果有的話）受到挑戰，就是他推崇男性的自主、堅強、個人主義、英勇的，作為所有人類擔當責任和神聖的榜樣。在人類漫長的演化故事中以及歷史人物耶穌在祂一生和傳教中所示範的道成血肉上，它提供一幅嚴重扭取的圖像。

由於道德所譴責身體往往是它的合法慾望，我們繼承違反常情的文化，似乎那壓抑食材的文化壓力鍋的鍋蓋已被掀開，吞沒我們的新原始饑渴大都被誤解和受到誤診。這種痛苦莫過於彰顯在人類性行為的領域上。

在性的力量中分娩

廿世紀的最後幾10年，新的醜聞震撼了天主教，惡果延續到今日。尤其是在西方白人世界，許多神職人員，包括一些主教，都涉嫌性虐待兒童、未成年人和脆弱成年人。採取新的保護措施以保護潛在受害者，包括撤除許多個案中嫌疑施虐者的公務職，即便許多人從未受到性犯罪的正式指控。

大眾媒體在報導這樣的醜聞時偶爾會注意到，雖然神職人員的性虐待罪行嚴重，它佔全世界所有這種淩虐的還不到5%。這項駭人聽聞的觀察似乎躲避了早該進行文化糾纏關係的分析。基本問題立刻浮現在腦海：為什麼那麼多人在性行為上出現問題？為什麼如此充滿喜悅、快樂、親密和創造力傾向的天主恩賜，反倒成為眾多傷害、痛苦和剝削的焦點？

身為社會科學家，我以為 壓抑 是答覆這道關鍵、及時難題的重要部份。我們是忍受幾個世紀以來深埋性心理壓抑創傷和痛苦的物種。原本應是解放和賦予力量的天賦已成為當代人類文化和心理夢靨。包括基督宗教在內的宗教必須為這種壓抑的蔓延承擔大部分責任。

當壓抑爆發並且釋放，令人不安的後果就不可避免。在我們時代，壓抑的火藥箱在1960年代爆炸。幾個世紀以來性心理的壓抑，人們在許多潛意識驅使下，以新潮、無拘無束的自由，開始擺脫束縛。所謂性革命只是在說明世界文化對前幾個世紀被壓抑性行為（普遍的性傷害）的某種反應，卻無法解釋真正的產生原因。演化正在調整步伐，而不是革命。性的這種新潮失序樣貌經常被譴責為濫交和色情，悖論上，它成了新的演化門檻。

湯瑪斯‧摩爾（Thomas Moore）頗有見地指出人們對所發生事件的感受：「我們過分地專注在我們忽視的東西上，我們古怪地展示我們沒有真正擁有的東西。這種充滿悖論的價值倒置，令我們理解我們對事物極為興趣，同時又惡意相向」（1998，243）。

到目前為止，政府和宗教似乎都在回避解決這項難題，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亞里士多德（以及不只是聖奧古斯丁），查看錯誤的肇端。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人類的性生活等同於生物繁衍。總之，性行為除了是生殖功能外，沒有別的。對亞里士多德來說，唯獨男人是有生殖能力的，他們獨特地擁有繁衍種子的能力。女人是生物器官（發育不良的男性，不算是完整的人），主要目的是替男性孕育種子。因此，性器官主要目的：物種的繁殖。

聖多瑪斯‧阿奎納曾多方面批評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但似乎接受並支持亞里士多德的人類學，甚至重複貶損女性形容為發育不良的男性。脫利騰大公會議（Trent，1545年至1563年）正式公布異性一夫一妻的婚姻為聖事，形容它有傳宗接代的目的。4百年後，教會在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中改變婚姻的訓導，主張有雙重目的：（a）夫妻情愛和親密關係，以及（b）傳宗接代。[8]

1960年代的這種轉變令我想起宏偉的演化旨趣，同時亦爆發長期壓抑性心理的能量。1960零年代出現許多新的突破，當時的天主教官方似乎已經分辨清楚人類性生活的焦點轉移。不幸的是，教會似乎並沒跟得上那分辨的契機，隨著1968年《人類生命Humanae Vitae》宗座通諭的頒布，似乎又溜回到早期的生物認知。

同時，演化的旨趣接手了，性能量演變為一系列新的表達方式。我所描述的演化旨趣推翻了將視性生活視為唯一或主要的人類繁衍機制。生育只是生命過程的一種結果，真正的焦點是它的創造力，不僅在人類，也遍及天主創造的各個層。那種活化並維持受造物的能量是透過我們身體的性生活在人類物種中傳遞。

當壓抑的能量沸騰，傳統慣例就隨風逝去，隨之而來的是各式各樣的性心理實驗。這個過程延續到我們這時代，既混亂又困惑，卻有許多突破。特別是性羞恥和內疚感在年輕人當中已大量地蒸發，然而仍有數百萬人持續受到傷害和屈辱。文化有迫切需要著手命名今日新興的性生活認知。

以LGBTIQ（女同性、男同性、雙性、變性、跨性、酷兒）運動為例，不只是性行為的新模式的縮影，更是擴大視野以理解和表達人類情愛和親密關係的演化抱負。性行為本身不再是核心問題；人間的愛、柔情、關懷和感情的表達才是關鍵要素（見Farley，2006）。尋找男女同性戀的基因則錯失演化旨趣的大局。同性戀婚姻遠遠超過婚姻的制度。為更加包容其它性傾向的人，我們實在要重新定義人類性生活自身的意義。

與這種反省相關的還有我們相信的天主，不是一位寡人的父權形象（今日仍然被廣泛地崇拜著），也不是救贖理論核心中的一對父子，而是我們稱的天主聖三的三位。天主本體（Godhead）的這項深厚原始關係，反映在所有生命內的情愛動力關係，人類包含在內。也許，這裡是我們需要開始修補人類性生活神學的地方。

同時，我們時代留下的是爛攤性混亂和性虐待的樣貌。然而，我們不要忘了數以百萬計的人正以非凡的智慧和速度重新檢視這個新樣貌。我們需要與他們進行新的道德對話，以便共同創造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性倫理。

沒有這種倫理，我們就活在道德真空中，從許多角度來看那是不可取的。宗教和教會極度不可能會勇於制定這些道德準則的挑戰，因為它們依然生活和運作在舊典範中。新的倫理需要我們的立法者來承擔，我們大家投票給未來政府的人需要牢牢記住。

分娩的賦予力量

當代神學似乎是在追求替代的比喻，有別於那無中生有持續藉著帝國統治維持受造物的天主。這種對造物主天主的認知似乎大量承載著由父權男性包辦的帝國投射。改換成首要地位脫穎而出的活力神靈喚醒分娩的演化旨趣，要求全新詮釋天主，祂不斷通過並透過各種生物形體建構整個造物界。

沒有這些形體，就無法分娩；神靈的創造能量無從可出。這種形體是天主賦予創造力的有機結構。從浩瀚演化的宇宙到微小的細菌，形體是促進神化的康莊大道。人體是生命演化推力中最新的，呈現自我反射意識的媒介（亦即，我們能夠思考我們的思想）。通過並透過我們，宇宙邁向更高的層次，逐漸意識到自己和內在的神聖。

在人類當中，賦予力量神靈的能量蓄水池就是我們的性生活。那已被限縮成繁衍新生的生理機制，我們現在必須恢復它全部的賦予情愛力，這是解釋天主聖三深刻和親密相互聯結的能力，不僅在人類當中，而且透過整個宇宙生命網絡。

銘刻在造物界各個層面的新興出生，通常是典範汰舊換新的過程。體現是這種分娩的渠道，形體的結構充實並賦予天主旨意力量。如此一來，我們的神學就更有可能理解支撐所有創造力的演化旨趣，包括天主和人類。我們現在把注意力轉到那個主題。


[2] 馬修‧福克斯，默想與埃克‧哈特（Santa Fe, NM: Bear and Co., 1982），88。

[4] 事實上，雖然依撒意亞先知只使用希伯來話的almah一次（七14），但先知使用這個詞童貞女（betulah）五次（廿三4；廿三12；卅七22；四十七1；六十二5）。同樣值得注意的是，almah 來自AI-Mah波斯話的無配偶的女月神。這字同語根琛的拉丁文alma，「世界的生魂」，基本上與希臘文的心理和梵語的shatki相同。

[8] 見《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靈憲章》，第一章（http://www.vatican.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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