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麼是神學？

 

它不再講究正確與否。它講究關係。

理查‧羅爾（Richard Rohr）

許多遵循各種正統訓令的創造神學幾乎都乾涸了。

凱薩琳‧凱勒（Catherine Keller）

 

神學有過雙叉的歷史發展。特別是在天主教中，神學主要屬於教會的教導職權（通常稱為訓導權the magisterium）。神學真理的推廣和保護主要是屬於教宗的，並由聖統制的各層級來傳遞，大抵上是透過主教。

其次，神學還專屬於神學家的團體。他們在以往是由教會當局遴選和任命，不但要求聰明睿智，更要求聖德超凡。他們的任務在揭示天主的奧蹟和天主與世界的關係，特別是天人關係。他們遵循啟示，作為揭露天主的本體和意義的範本。這一範本是奠定在聖經和傳統這兩項基礎上。

聖經包含舊約與新約，今日稱作第一部和第二部聖經。在大半歷史中，聖經是透過聖熱羅尼莫（St. Jerome）所翻譯的拉丁通行本《the Vulgate》來閱讀。它大多是循字面的意義來理解，並按照字面去解釋。

傳統則可解釋作早期教父們的著作，他們試圖落實啟示的真理。這些真理大多在教會的公議會和歷任教宗訓導下精煉並重新定義。然而得等到十九世紀（1870年7月），教宗的不可錯誤才逐漸形成，教宗的隆重宣言要視同天主的聖言來凝聽和接受，因而被視為沒有錯誤的。[1]

在大半歷史中，學者（神學家）協助主教，以最佳的方式向天主的子民傳遞真理，並以最有效的要理講授來闡述。直到廿世紀，我們才目睹到分歧，許多學者經常從多數主教不盡理解的源頭中發掘出許多新的洞見。隨著神學演化為今日多元學科，那道差距而越演越烈，與其說他們對教會權威負責，不如說對來自不同宗教和世俗背景，以及與日俱增的心靈探索者和追尋者負責。

信仰尋求理解

聖安瑟莫主教（St. Anselm of Canterbury 1033－1109）首先將神學定義成 信仰尋求理解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中世紀聖多瑪斯‧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依循並加以改進。在這項定義下，信仰反被懂成信仰的寶藏（the deposit of faith），就是聖經和傳統。這信仰所包含的天賜真理是永遠無法改變的。教會的訓導職權（天主教的訓導權）自詡是這不變真理的守護者，肩負著保護天主子民，防範教義的錯誤和偏差。

為此，尋求理解表示揭露聖經和傳承中眾多教義的意義。內容是不容變更的，然而得儘量去理解，還要貼切到各種情況。這就是聖經學者和神學家的貢獻所在。

學者們因而扮演雙重角色。首先，他們是信仰的教師，修道院在大半歷史中承擔起這項準備年輕男士晉鐸的任務。這種教學也出現在其它基督教宗派的大學裡，在那裡大多數的受業者或是準備，或是已經服事教會了。其次，神學家在信仰和倫理問題上向主教建言。實際成效難以評估。確定的是，主教與神學家的關係在廿世紀下半葉頗為緊張。

天主教到了1943年出現重大的突破，教宗庇護十二世發佈了《由聖神噓氣 Divino Afflante Spiritu》通諭，副標題經常被翻譯成「最合宜的聖經研究方式」。在這份文件中，教宗要求天主教聖經學家除了依賴《拉丁文通行版》聖經外，更要接觸古老的希臘文、希伯來文和阿拉美語（Aramaic）。實際上，基於更全面地了解古老的經文和文化資產，教宗要求要以更深入和透徹的分析取代《拉丁聖經》的字面解釋。美國天主教聖經學家白朗神父（Raymond Brown，1928－1998）讚譽這份文件是廿世紀天主教聖經研究的大憲章（Magna Carta）。

部分得歸功教宗庇護十二世所頒發的新指南，自1950年開始，聖經和神學的研究邁入新的里程。以新的眼光看待信仰尋求理解。信仰的基礎不再被視為是靜如止水和堅若磐石（monolithic）。推敲古文成為新的顯學。真理被視為持續不斷的過程，不再只是一勞永逸的存款。

聖經學者和神學家早在60年代就已從其它學科引進新的洞見，特別是古代史和考古學。（十九世紀末已有少數人在進行了）。非神職的學者開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加上先前被動的平信徒也跟著改變。各種語言的《聖經》譯本鼓勵並支持更多的平信徒領袖。

聖安瑟莫信仰尋求理解的說法又有了截然不同的面貌。信仰在原本的主流傳統中快速地成長，超越先前唯一真理的設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們提出一連串要求多樣和新意的答覆的新問題。在資訊爆炸時代下（從1960年以來），探索和質疑越益頻繁。來勢洶洶，再也沒有甚麼是神聖不可侵犯可言。換句話說，他們保護真理的特權已經被別出心裁的探索真理所超越。這種追求延續到今日。

廿一世紀的知識背景

很少人會否認廿一世紀的變化節奏越演越烈。人們不斷地調適在技術、工作環境、多元文化、全球化、政治混亂、時尚和氣候變遷等各個不同領域。面對這些改變，越來越少人指望宗教來認識動盪的世界。這或許部分該歸咎正式宗教往往消極地面對這類急速的變遷。

在這節骨眼，宗教和神學分道揚鑣。儘管宗教不善改變堅守主流傳統，隨著日漸增多的平信徒神學家團體，我們遇上新的神學覺醒。在天主教方面，耶穌會方濟‧克魯尼神父（Francis X. Clooney，2010）長期追求新的比較神學，特別領悟到其它偉大宗教的智慧。看來，傑立‧馬丁（Jerry L. Martin，2019）走得更遠，與當前一系列議題在「無牆的神學」的目標下交流。神學在這種開放和接納的氛圍下再次坐穩學界皇后的寶座。

新興的神學意識是回應廿一世紀的三項關鍵發展的指標：

l   後殖民主義

l   科學新智慧

l   我們時代的演化旨趣

後殖民主義

基督徒受到殖民影響的歷史可追溯至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272－337），他在第四世紀開始為接納並統合基督宗教成為國教鋪路。在君士坦丁以後，天主對人類的旨意形同帝國的勢力，成為基督徒信仰特發展的特色。直到廿世紀中葉為止，這種帝國旨趣一直左右著神學的視野。大多數的史學家和神學家都誕生在帝國主義下的這種文化中。神學被選來效忠和贊同當時的帝國勢力。

後殖民主義 （postcolonialism）是當代企圖矯正殖民教條偏見的學術領域。它雙管齊下。它試圖凸顯權力的複雜性如何演變和成為主導的行為模式，並超越贏家和輸家、受害者和壓迫者的簡單對立。它更揭露權力販子藏汙納垢的特性並暴露合縱連橫的陰謀詭計，甚至受壓迫者竟然藉著受迫害的名義從中牟利。後殖民主義可說是一種意識的覺醒、心智的磨練，並改善我們對生活和文化的批判能力（更多在2014年，O’Murchu）。

後殖民思想家認出今日許多殖民主義潛藏的「邏輯」假設仍在耀武揚威。那些接受、效忠、繼承真理的人往往與過氣的帝國價值勾結，從而阻絕人們邁向賦予力量。受到廣告和強大宣傳的影響，黑色人種或許仿效西方白種人的價值和行為，然而這種根深蒂固、沆瀣一氣的欽佩可能受到早期殖民時代下常見的潛意識影響。這被後殖民主義者稱作殘餘（residue），往往轉化為心理壓迫。

許多世紀以來，婦女被迫地將父權的期待內在化。亞里士多德認為女性不是完整的男性（misbegotten），這種明目張膽的指控依舊是多數宗教看輕女性的基礎，包括基督宗教在內。先前奴隸與壓迫遺留下的心理漠視往往造成受壓者往往尋求過度的關注和認同。在比較個人方面，被壓抑的童年，不論是性或其它方面的暴力，削弱真正的成熟發展，或許會背負一輩子。心理壓抑充斥在當今文化中，在那些自詡已開發和先進的國家以及文化中或許更是難以捉摸。（更多的心理壓抑，參閱大衛David，2013；O’Murchu，2014。）

在後殖民的聚焦下，我們當代的批判意識發現宗教普遍出現心理的相互依賴症（聽天由命），效忠父權（強調臣服與被動），以及政治利用宗教作為支配和控制的手段。面對這些殘毒，當代神學家有非常強烈和清晰的使命感去點出心理壓抑的傳統包袱，揭露與帝國勢力掛勾的教會結構和神職制度，並提出賦予力量，許諾解放和新希望的替代願景。實際上，這意味著要徹底地回收新天新地的福音願景。

因此，賦予力量（Empowerment）在本書中成為神學復興的論述重點。我們要更清楚地指出那些權力遊戲的遺產不再有所裨益，而要以有助於成長和創造的願景及策略來取代。情境也變了，從身為優越物種的人類，轉移到能包容與我們共享生命網絡的其它萬物，包括地球行星和整個宇宙。而且，研究所有生命形式並透過所有生命形式的神學，不再以是帝國、父親形象的造物主理解神祇，而是以生生不息的神靈，祂持續地喚起賦予力量來加強並豐富我們演化世界的機會。本書會詳盡地闡述這些新的命名以及跟著而來的挑戰。

科學新智慧

在我們這難以捉摸的心靈意識時代（見Johnson and Ord，2012），許多人自認是隨從心靈而非宗教的，廿世紀的科學突破，將神學家推向更加寬廣的視野。教宗方濟各的《願祢受讚頌 Laudato si' 》通諭（2015）就是個貼切的例子；這份羅馬文獻所融合神學、生態學、和生態正義是上個世紀的天主教所無法想像的。映入眼簾的是兩項新的科學眼界：新的宇宙論和嵌入量子力學的世界觀。

許多讀者（尤其美國境內）或許早已熟悉新的宇宙論（有時稱新故事the New Story）。像《宇宙的歷史》（Swimme and Berry，1992）、《宇宙之旅》（Swimme and Tucker，2011）和《徹底的驚奇》（Cannato，2006）這些書提供很有幫助的導讀。儘管中世紀對造物界有過許多開明的看法，但基督宗教在兩千年的大半歷史中，仍認為造物界終將毀滅，是短暫、不可靠、有問題、有罪的真相，終將讓位給來生的永恆榮耀。因此，非常類似古典科學所看待的宇宙：在封閉體系中，機械結構各自獨立，熵斜率持續下滑直到燃燒殆盡；在這段期間，它保留物質資源以利人使用和助益的實用價值。

新的宇宙論粉碎承繼的典範。[2] 它拓展的可能眼界超乎人類的狂想。今日，有時被稱多元宇宙而不只是單一宇宙的造物界被視作一艘宇宙航艦（a cosmic enterprise），無始無終，演化越趨複雜，包括創造與毀滅（creation-cum-destruction）的悖論動力。這是基本悖論，而不是天生瑕疵，這種洞見真正地挑戰根植在基督徒救援和救贖背後的天主解救。

隨著廿世紀新興的宇宙論，勢必重新評估許多神學主張。天主造物主（製造者）的外在神祇概念要讓位給共同創造的概念，包含一切受造物，人類和非人類。正式宗教無法再為天主的啟示提供穩固的根基，它現在被視為宇宙的演化歷程，天主早在人類或宗教成立以前就已經創造了數十億年。我們以人為中心的傳統時間跨度現在被認為太過於凝結和破壞。我們需要以數十億年來調整天主的時間尺度，而不是被限縮在最近幾千年裡。

這相同的宇宙世界是所有生命的溫床，包括最近才從所有物種中衍生出來的人類（見Oliver，2020）。人類不曾主宰過造物界，也從來就不是主人。我們是優雅演化歷程的僕人。我們受邀成為共同的創作者，藉由我們天生獨有的自我反思意識增強造物界的複雜性（亦即，我們能夠思考）。許多活在非常狹隘的世界觀裡的一神論宗教主要是以人為本，它的可信度在我們今日的創造新知下正迅速地流失。

面對日益膨脹的世界觀，基督宗教這一神論信仰體系面臨著嚴重的危機。在分析聖保祿著作時，聖經學者湯姆‧賴特（N.T. Wright，2013）強調希伯來人盟約所理解的整個造物界提供我們認識耶穌基督這中心焦點。方濟各會心靈作家理查‧羅爾神父（2019）幾乎獨力澄清詮釋（解釋）箇中的脈絡。儘管耶穌這位歷史人物牢牢地被以人為中心的帝國屬性套住，耶穌基督卻代表天主的普世層面，祂是萬事萬物活力和賦予力量的來源。[3]

當代宇宙論的許多豐富洞見與量子力學所體現的世界息息相關。量子物理學的智慧是如此複雜和別出心裁，以至於主流科學界幾乎尚未懂得去欣賞與整合它這種非傳統的智慧。其實，正如米黎盎‧德勒撒‧溫特修女（Miriam Therese Winter，2009）和保羅‧利維（Paul Levy，2018）生動地描述，它的基本原理非常簡單卻石破天驚。

量子世界觀的基礎是洞察到造物界的一切都是 能量。能量就是一切，樣樣都是能量。空無一物的空間充滿著創造的能量；空空無也其實是滿滿的。能量的真相其實是在極小的亞原子領域當中，非尋常人所能理解的。

我們以人類（科學的）術語描述能量像波浪的過程，受到人類觀察就變為粒子。能量波以概率來運作。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明確地預測（不確定性原理the uncertainty principle）。能量似乎有種方向感，向更複雜和創造邁進。能量的運作，是根據相互依存原理（interdependent principles），並以所謂的纏結（entanglement）尺度來進行。

在量子領域中，有著比因果關係還重要的東西。那裏沒有中立的觀察者，只有親身參與者。在量子的層面上，萬物相互關聯、相互連結、並相互依存；只要我們善用這種基本關係，真相似乎就得以發揮。在量子領域中，我們面對的是種神祕的體悟，真實地感受到能量滲透到並且形成一切受造物。然而，能量的形式卻是微妙的無所不在，並且具有先天的方向感，邁向意義和目標。

量子物理學或許是唯一能夠解釋古代能量的科學分支（更多見薛佛Schafer，2013）。我們亦可以借鏡古代中國氣的觀念（見Kim，2011；Lee，2014）和先前婆羅門教吠陀經典中普拉納（prāna，氣息）的宗教和哲學概念（見McCaul，2007；梅勒，2012）。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將這種能量奠基在偉大神靈上。像英國物理學家裘德‧柯里萬（Jude Currivan，2017）這些學者就感到我們已經超越了量子物理學進入了資訊和意識領域，因為它們以更全息的方式吸引我們認識宇宙萬物。

為領悟這項科學新境界，神學需要運作在跨個人（transpersonal）的層次上，並且超越先前幾個世紀以人為中心的短視。跨個人不只是跨出狹窄的人類領域。它還表示那些定義以及影響我們人類的其它一切領域，沒有這些其它宇宙和太陽系領域，就不會有真正的人類生命。神學必須以多元和跨領域學科為目標，還要超越先前神聖與世俗的二元對立。整合賦予力量的多樣資源成為神學新視野。

演化的旨趣

除了查理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和他的門徒所提供的詳盡科學解釋以外，演化還代表整個宇宙成長→改變→複雜的三種基本歷程。我們內部和周遭的一切都在成長。我們觀察生命的線性軌跡，從最初嬰兒的不同形式直到老年的成熟。可在四季更迭中觀察到較為常見的循環過程。出生和終老顯而易見，然而此處有別於線性觀點，我們每在死亡後看到再生的突破。

這領我們近入演化歷程的第二項重要特徵：改變。沒有任何受造物是靜止和穩定的。一切都在變，實際上不斷地改變。沒有這種變化，任何有機生命都無法持久。人體細胞每七年死亡而被汰換。沒有這種持續的變化，我們所知的生命就根本不存在。

這種衰落、枯萎和死亡的改變是與生俱來的。在許多大自然的過程中，老死似乎是新生的先決條件。樹木必先在秋冬落葉，嫩葉才能在春天冒出。死亡對人來說是個高度爭議的現象，我們希望有遭一日能夠征服並解除這項詛咒。唉，這種奢望似乎無法理解死亡對地球所有生命的延續是多麼重要和必需的。

在世上所有的宗教中，基督宗教對死亡和臨終的看法是相當扭曲的（伊斯蘭教也不惶多讓），幾乎完全剔除任何的演化觀點。根據聖保祿致《羅馬人書》，死亡已經「統治」亞當所有子孫（參羅五14）和「罪的薪俸是死亡」（參羅六21－23）。「因為我們還在肉性權下的時候，那藉法律而傾向於罪惡的情慾，在我們的肢體內活動，結出死亡的果實」（羅七5）。保祿認為亞當的墮落和失去恩寵導致死亡，因而成了全人類必須忍受的詛咒。儘管耶穌的死亡（與復活）解救人類脫免死亡的刺，它依舊令人費解，似乎得等到來生才能消釋。

就演化的角度來看，這兩個議題有待處理並重組：（1）人類從未生活在免於腐敗和死亡的無罪天堂中，死亡向來是我們演化生成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死亡是一切有機生命不可分割的重要層面，它不是必須容忍或消除的邪惡。一旦人類擺脫死亡，那麼我們所知的生命也將是子虛烏有。

因此，基督徒相信耶穌來拯救我們脫離死亡並永遠廢除死亡與演化格格不入，還可能導致我們塵世的死亡毫無意義，更無法帶來希望與新的自由。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帶來救贖的神學越來越被視為無稽之談。它主要贏得世上淪為貧困和無能為力的數百萬人支持；救贖的神話確實是令人安慰和慰藉的鴉片，但對亟欲擺脫極度貧困的人民卻無濟於事。

我們理解生命演化會徹底地改變我們的信仰基礎，特別是針對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以及順應而生的拯救和救贖教義。神學長期所認為人性敗壞的罪惡困境，演化則覺察到開放、演化的世界需要持久的不完整，沒有甚麼是完整或完美的造物界，卻對賦予力量的轉變保持開放；耶穌會神學家羅傑‧海特神父（Roger Haight，2019）追溯演化路徑，從較早的到較為整合的動向。按基督徒的說法，焦點從歷史人物耶穌的死亡和復活，一勞永逸地達成天主的救贖，移轉到整個造物界中天主創造的賦予力量，以及歷史人物耶穌在生命和死亡中重新活化道成血肉的天國潛力。

神學的舊與新

開宗明義章提問：神學是什麼？保羅‧田立克的定義仍然成立：它致力追求人類心靈的終極關懷。[4] 從歷史上來看，我們將聖經視作資源，一次又一次地與天主真正的啟示聯繫，紮根在其中。按這項說法，神學家所關注的基本真理早已在聖經內；神學家的任務不外依不同文化背景下解釋和闡明它們的意義。在那項任務中，耶穌有如基督君主，位居中央。耶穌是主宰天主唯一真正的啟示。

歷程神學企圖逐出這種帝國的形上神祇，靈感主要來自廿世紀美國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思‧懷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5] 事實上，懷黑德想要超越的不只一個，而是三個傳統的天主圖像：（1）天主有如帝王統治者，是最受羅馬文化所青睞；（2）天主有如道德能量的化身，是希伯來人先知所主張的鐵面無私道德家；和（3）天主有如終極的哲學原則，是亞里士多德的不動動者。三者當中受到亞里士多德影響的第三幅圖像依舊左右著我們神學對天主的認知，特別是士林學派（Scholasticism）的規範。

歷程的思維挑戰傳統天主的形上屬性，以為天主是全知、全能，永恆不變，不受宇宙搖擺不定、演變的影響。相反，歷程神學家聲稱天主不受脅迫卻會被說服，祂尊重宇宙生命的自由和創造，也會受到整個創造不斷變化的影響。這並不意味著天主就只是演化世界的預期結果，屆時可以完全拋棄天主。而是設想一種跨個人的原型生命力，造物界透過祂不斷地孕育而生，與其它棲息宇宙的所有生物共同演化。

至於惡的難題，歷程神學家區分出自然惡和倫理惡（罪）。對歷程思想家而言，毀滅、病痛和苦難是造物界與生俱來的演化過程，要是沒有這種不完美的世界，自由和創造就蕩然無存。天主參與受造物的演化，同甘共苦。世上大多的倫理惡來自人類，他們渴望去修改並控制整個造物界的內在痛苦，本書第五章會描述這種重要的悖論。歷程神學家採用這種取向，不是針對變得如此懦弱的天主以至於有人以為這樣的天主不值得信任；而是將它拋回給我們，要人類努力承擔起造成世上毫無意義痛苦的責任，並挑戰我們要與天主合作來減輕和消除這種苦楚。

歷程神學是廿世紀擺脫希臘形上學操控我們對天主認知的幾個運動之一，遠離帝國暴君轉向至聖者（the Holy One）的道成血肉，不只在我們人類當中，更遍及整個造物界。羅蘭‧費伯（2017）以三種主要的輪廓，形容這種轉變：（1）社會、哲學和密契主義彼此關係的擴展；（二）哲學對詩歌與數學關係的重新表述；以及（3）在演化和多元宗教背景下，哲學宇宙論與宗教的新整合。

總之，神學所吸收新的視野是個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和多元學科，超越傳統形上學的範疇，並擺脫神聖與世俗的二元對立。這種寬宏大量的視野會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中陳述。我的方式又與歷程神學有所不同，儘量不去揣測天主的本質。（那是屬於神學家，不屬我這社會科學家的領域。）如果造物界是我們主要的天主啟示，天主的創造力在這領域中發揮了已數千年了，與其以過度膨脹的人類理性去追求遠遠超出我們所能理解的宗教極點，倒不如從我們所屬的造物界中，尋求較深刻的心靈意義？[6] 我以為造物界是所有生命歷程的背景，還包括我們對天主本質最深刻的洞見。

今日，神學的視野大幅度地改變。一度採用理解和解釋（證明）天主存在的形上屬性不再具有份量和值得信任。我們需要結合超越歷史的原型，就像理查‧羅爾神父（2019）區分耶穌與基督的方式。此外，還有密契的觀點，主張愈少解釋天主，愈好！反倒聚焦在造物界的奧秘上，那是天主最主要的自我啟示，而且只要領悟造物界愈深，就愈能分辨出我們天主的真相。

神靈－演化的天主

神的議題在今日有多重含義，我們越保持開放，就越有機會超越過去的偶像崇拜和常將天主（和耶穌）萎縮成言過其實的人類投射。我覺得偉大神靈是可作為人類分辨天主的寶貴起點。偉大神靈是（全世界的）原住民對神祇的命名。與其說祂是傳統所說的超越，位格存有，不如說祂是跨個人的能量，這賦予力量的創造力，注入在一切受造物內（更多見O’Murchu，2011）。

接觸偉大神靈是透過大地，但這不要與泛神論（pantheism）或泛在神論（panentheism）混為一談。身為地球人，出自活生生的地球，始終仰賴它而生存和發展，我們是透過整個造物界的共生關係（convivial relationship）認出偉大神靈。在這背景下，我們的原住民不是在崇拜偉大神靈。他們致力與神靈合作；主要是透過儀式和禮節進行，大都聚焦在土壤和土地的繁殖力上。

當我們以偉大神靈作為通往天主旨意的入口，那麼我們許多承繼的宗教信念就無法再持續了。如果我們讓在《創世紀》開場白中出現的神靈，這位創造的原力源頭排在首位，我們所理解的天主聖三就得重新塑造並配置。天父創造者唯有在神靈的活力下創造。稍後我會解釋，以偉大分娩者（the Great Birther）的比喻去理解這種創造力，勝過偉大宰制者（the Great Ruler）的比喻。然後，我們就能把耶穌從以人為中心的父子從屬關係中釋放出來，並且以非洲的祖先概念重新發掘祂的角色，將身為原型人物的耶穌重新連結上我們非洲偉大祖先的歷史，追溯至7百萬年前左右（更多見O’Murchu，2008）。

今日，我們所有的神學視野都拓展和擴大了。先前猶太教－基督宗教聖經、默西亞耶穌、天主真理的啟示、聖經的靈感、教會、教會訓導權、聖事、救恩等標誌仍然具有宗教意義，然而得在我們後現代的演化文化下徹底地重塑。就連我們稱呼這些標誌的用語也顯得過時落伍和無關緊要。

在進入本書主要部分（第二部分）的演化願景前，我想扼要地指出在今日基督徒的圈圈中，我們承繼的神學仍廣泛地採用兩個基本要素，就是關注 傳統 以及 我們人類的缺陷處境。對大眾來說，傳統代表我們墨守的那些從未改變，也永不改變的基本真理。在神學上，傳統則是植根在聖經（傾向字面解釋），藉由教會訓導權威傳遞給後代。

當代神學家和聖經學者也經常提到需要 重塑傳統。然而，癥結往往出在他們不夠深刻，無法恢復基本真理。同樣的，科學曾經維護「扼要重述 recapitulation」的過程，這與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1834－1919）的生物遺傳學法有關。海克爾認為物種在胚胎，似乎經歷過各種發展階段，反映出它們的演化歷史。儘管現代科學家排斥他定律中的許多細節，但一般概念對理解演化的發展或許仍具效益，就像田徑場準備跳遠的選手一樣，我們會從跳遠起點後退幾步，以便收集氣力跳得更遠。比喻上，我們從過去的深處汲取能量，以便更有創意地開創新興的未來。

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尊重承繼的智慧，欣賞它在過去文化背景下如何善盡服務或順應主流意識。然而，演化從不允許我們滯留在任何潮流上。它敦促（引誘）我們不斷地邁向新的憧憬。我們不但感謝過去的成果更充滿著期待，向神靈的創化敞開心扉，迎接未來的不朽魅力。本著這種開放的精神，我們回顧以往的神學典範，不僅要批評那些被權力和父權意識形態所凍結的，更要評估神靈歷久不衰的賜予，現在祂提供演化的視野邀請我們進入神學研究的新模式。

其次，我們需要糾正承繼神學智慧核心中的人類缺陷處境，這議題同樣困擾著其它各大宗教。這是我們人類習於解讀真相流於膚淺，又不夠深入的貼切例子。自從1萬多年前的農業革命以來，我們通通陷入偏頗的人類學，主要是因為我們與周遭造物界的關係變得相當失調。由於一系列的複雜原因，在本書第七章會部分釐清我們失去與活生生地球物種共生的根基。我們為了自身的權益著手操弄並控制全體受造物。我們在這過程中割斷了與生命網絡有機互動的深度聯繫。

由於所有宗教僅僅盛行幾千年，我們的宗教信條幾乎完全缺乏歷史和文化的觀點。今日，我們的神學需要重新架構在至少137億年以上的宇宙，40億年的有機生命過程，和 7百萬年 的人類演化歷史中。我們慢慢理會到人類的歷史與往昔所假定的蠻荒原始大不相同。正相反，我以為在實現和諧的生存上，我們往往做得更好，因為我們仍然非常接近大自然的動態流動。隨著越來越熟悉這個漫長而神聖的歷史，我們對物種天生就有缺陷（原罪）的聲明就越難以置信，在神學上難以站得住腳（更多在O’Murchu，2018）。

這不是烏托邦的說法！這兩大議題阻擋我們更加健全地看待人類與自然世界的關係。首先是時間的要素，因為我們受制在令人窒息的縮減觀點下，將人類置入在幾千年的背景下，其實，人類早已有7百萬年的歷史（更多在第九章中）。其次，大腦的父權傲慢，在古典希臘哲學推崇下，聲稱只有人類物種（事實上，只有男性成員）才被賦予靈魂，因此有權統治所有受造物。

我們需要超越原罪認為我們根本就是有缺陷物種的神學論調，好像我們老早在天堂就背叛了天主。相反，我以為我們今日需要面對的主要缺陷是先前強調的雙重偏差：（a）窒息我們的時間限制，和（b）過度依賴理性的專制。沒有任何神祇或救主能夠拯救我們脫離困境。我們咎由自取的疏離得由自己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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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雖然教宗不可錯誤的教條要到1870年才被確立，但教宗庇護九世在1854年提出聖母瑪利亞受孕時無染原罪就被視為宗座（ex cathedre）的教義，就像教宗庇護十二世在1950年提出的聖母升天教義一樣。

[2] 新的宇宙學如何影響傳統神學，特別是我們現在如何理解聖神在創造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李奧納多‧博夫（Leonardo Boff，2015）有絕妙的論述。

[3] 這種重要的區別呼應魯道夫‧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多年前的說法：歷史人物耶穌和信仰的基督。在我看來，理查‧羅爾神父對如何定義兩個實體更加簡潔和精確。基督是個具有廣闊包容視野意義的原型用語，涵蓋天主的所有受造物；可以把祂形容為耶穌身上所體現的創造力。耶穌這名字和名稱有文化限制，在耶穌的情況下，嚴重覆蓋帝國意義的限制。

[4] 更多關於田立克的賦予力量神學見普賴爾和斯塔爾（Pryor and Stahl，2018）。

[5] 《歷程和真相：宇宙論論文》（1929）是懷海德最常被引用的著作。美國哲學家查理斯‧哈茲肖恩（Charles Hartshorne，1897-2000）發展懷海德學說的主要立論，主要的著作包括《神聖相對性：神的社會概念 The Divine Relativity: A Social Conception of God》（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8）和《完美的邏輯：新古典形上學的散文 The Logic of Perfec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Neoclassical Metaphysics》（LaSalle, IL: Open Court Publishing, 1962）。本書中引用當代倡導者包括約翰‧卡普托（John Caputo，2013）、凱薩琳‧凱勒（2003）和羅蘭‧費伯（Roland Faber，2017）。懷海德和哈茲肖恩的觀點也應與那些肯定神祇，經由自我受限的行為，開放自己受世界影響有所區分。一些新多瑪斯主義者持這種觀點，以及一群自稱「開放有神論」的福音教派哲學家也提倡類似的觀點。

[6] 正如演化神學家伊利亞‧德利奧（Ilia Delio，2008，62）所說，「受造的世界視天主自我啟示的工具，就像鏡子或腳印一樣，它會帶領我們愛慕和讚美造物主。我們是為閱讀《造物界》這本書而受造的，這樣我們才能認識《生命》的作者。《造物界》這本書是天主自我的表達，意在引領眾人走向它所象徵的，也就是，動力自我散發愛的永恆天主聖三。」